王树宏：消失的篦子

消失的篦子

【黑龙江】王树宏

　　前几天收拾衣柜，一个白色塑料袋从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间滑落出来。打开一看，竟是一把篦子——崭新的，竹齿细密，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微光。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这是十多年前陪母亲住院时，在一家两元店里淘到的。

　　母亲晚年时常念叨头皮痒，让我买把篦子刮一刮。这样的要求，我向来有求必应。可谁曾想，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心愿，竟成了我难以完成的“使命”。想想也是，这种只存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且还上不了台面的小物件，又怎能登上二十一世纪的大雅之堂呢？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历来不爱凑热闹，更厌烦逛街。但为了母亲，只能违背本性，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大商场。每次走进店铺，开口第一句话总是：“有篦子吗？”年轻的售货员一脸茫然：“啥篦子？干什么用的？”

　　“刮头上虱子用的。”我一边比划一边解释——竹制的，像两把没有手柄、背对背粘在一起的梳子，只是齿儿密得多、细得多，密到只能穿过一根头发丝……自认为描述得足够详尽，对方却只是摇头。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走进去，又一次次失望地空手而归。

　　2015年4月，母亲因骨折住院。彼时我已退休，陪护的重任自然落在我肩上。一次上街买日用品，偶然发现一家新开业的两元店。门面不大，顾客却络绎不绝。我随人流走进小店，三排货架满满当当，从锅碗瓢盆到针头线脑，一律两元起价，所有商品可供顾客自由挑选。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我竟与那把日思夜想的篦子不期而遇——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眼睛一亮，直接拿了两把，如获至宝。回到病房，我几乎是炫耀般地将篦子递给母亲。母亲接过，同样喜形于色，当场便刮起头来，神情专注而满足，仿佛握着的不是一把两元钱的篦子，而是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刮完，她又将另一把推给我：“替我收着，留着备用。”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篦子并不陌生，熟悉得就像每日梳头的木梳。然而看到它，又必然会联想到虱子——那种寄生在人体、靠吸食人血为生的寄生虫。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蠢蠢欲动的小虫便从岁月深处爬了出来：它们在头发里穿梭，在衣服、裤子里藏匿，咬得人坐立不安、心烦意乱。凡是手够得着的地方，只好隔着衣服胡乱抓挠；够不着的部位，只能将脊背靠着墙蹭几下，或者扭动身子，靠衣料与皮肤的摩擦来止痒。

　　女孩子头发长、爱出汗，几乎头上都长过虱子。虱子产卵，生出虮子——米粒大小、白色透明的颗粒，牢牢附着在发丝上、衣缝里，繁殖力惊人。头皮一痒，只能用篦子刮。竹齿密实，刮在头上往往拽得头皮生疼，没点忍耐力根本扛不住。虮子却刮不掉，很快又孵出新的虱子。闲暇时，三两个小伙伴凑在一起，互相帮忙捉虱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用两个大拇指指甲对挤，“啪”的一声，指甲盖上便染了斑斑血迹。

　　后来商店里进了“虱子粉”，几角钱一包，撒在头上能暂时抑制，气味却刺鼻难闻。更有家长直接给孩子抹“六六粉”——那是庄稼地的杀虫剂，常常熏得人头昏脑涨。即便如此，时间一长，虱子依旧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仿佛与人类签订了某种永恒的契约。

　　那时的孩子很少穿内衣内裤，不是不想，而是没钱买；长年不洗澡，不是不愿，而是无处洗。一大家子挤在一铺大炕上，身上不长虱子才怪。许多人家还有跳蚤，夜里咬得人辗转难眠。虱子藏在衣缝裤褶里，白花花的虮子密密麻麻。家长只能将衣物用开水烫、冬天拿到室外冻，却依然阻止不了它们一茬又一茬地繁衍。它们有着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仿佛生来就是与人类为敌的。

　　与虱子共舞的日子，一晃就是十几年。

　　然而变化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孩子们终于穿得起内衣内裤了，可以经常换洗；夏天，各家在院子一角搭起简易洗澡棚，棚顶放一个大水袋，阳光一照，凉水变温水，随时随地都能洗个头、冲个澡。不知从哪一天起，虱子开始减少，直至绝迹。卫生与文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如今已有几十年再没见过虱子了。正因为没了虱子的踪迹，篦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的消失似乎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可我至今仍留着母亲给我的那把篦子。它躺在衣柜深处，崭新如初，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句号，又像一枚刻满密码的芯片——密密的竹齿间，梳过的何止是头发与虱子，更是一个时代粗粝的生存质地，一段在匮乏中相互取暖的岁月。母亲离去已有两年多了，而我每次握住它，仍能感受到那份专注与满足的重量。

　　有些东西的消失，是文明的进步；有些物件的留存，却是记忆的倔强。篦子消失了，但那些与虱子纠缠的日子，那些在贫瘠中依然努力保持体面的母亲们，却永远不会被时光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