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范： 窗前的母亲
窗前的母亲
九十七年的光阴，把她压缩成一团小小的身影。她的背驼得厉害，下巴几乎要碰到膝盖，两只手交叠着搁在腿上，像两根干枯的树枝。大庆的寒冬里，窗户上结满了霜花，窗外飘着大雪。母亲隔着玻璃往外看，其实什么也看不清，可她就是这么看着，一看就是一个上午。
我叫了一声“妈”，她没有听见。
我往前凑了凑，又叫了一声：“妈。”她慢慢转过头来，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像望着一个陌生人。缓了几秒钟，她突然笑了，露出仅剩的几颗牙：“小三子，你啥时候回来的？”我说刚进屋。又说：“妈，我饿了，咱们吃饭吧。”她说：“吃吧。”然后又开始念叨：“你大哥有几天没来了？也不知道你二哥感冒好了没有。给你那傻姐姐打个电话，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过来看看我。”
我唯一的姐姐，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我们没有告诉她，怕她年纪大了承受不了，只说姐姐去南方养病了，得待上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糊涂的母亲信了——也许是年纪太大的缘故，也许是她太过于相信儿女们的话。
烧香拜佛，成了她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早中晚一天三炷香，风雨不误，雷打不动，从来没有耽搁过。无非是请佛祖保佑我的孩子，保佑我的孙男嫡女，健健康康，旺旺兴兴的……
有时候，她拜佛的时间太长，我怕她累着，就对着她的耳朵说：“妈，你都保佑好多遍了，快把佛祖弄烦了。歇会儿该吃饭了。”她却缓缓地说：“不着急，让我再拜一会儿。”
她信佛，信了一辈子。我不清楚佛陀给予了她什么，佛祖和她有什么契约，她却如此虔诚地信了一辈子。在那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年月里，在她从早到晚没有一口饭进嘴、还要给六个孩子张罗饭吃的日子里，在她守着油灯一针一线缝补衣裳的深夜里，她真的需要信点什么，才能有点儿念想和奔头，才能熬过那清贫的时光与漫长的岁月。
母亲年轻时候的模样，我没有见过，却从老照片里看到过。清瘦的脸庞，浓密的黑发，一双眼睛清澈如水。即使穿着破旧的衣裳，也遮掩不住那与生俱来的美丽。连左邻右舍都说，母亲年轻的时候可是个大美人。这些话让我深信不疑。然而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却从来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新衣裳。一件都没有。
我出生在巴彦，长在绥化。春天的诺敏河从城北流过，温润着两岸的柳絮，怒放的丁香开满小镇，石阶上的青苔绿得显眼，疯长的爬藤在土墙上肆无忌惮。风把阳光分给每个贫瘠的家庭，就像城里定量的供应粮。母亲起早拿着粮本，去粮店排队。那点定量，不到半个月就被这六只小狼啃光。剩下这半个月怎么办？秋收的时候，母亲就去田野里捡庄稼，捡拾那些农家人散落在地上的苞米、高粱、白菜帮子、萝卜缨子，只要是能吃的统统捡回来。葱胡子、豆腐渣、灰菜、榆树钱，我们小的时候都吃过。
就是在那样极贫极弱的岁月里，母亲也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
十八岁之前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老大穿完了老二穿，老二穿完了才轮到我。衣服上的补丁摞着补丁，洗得发白，硬得像破麻袋片。上学时交不起学费，每天上课前老师都罚我站，逼着要钱。后来因为交不起学费，我还逃了好多天学。母亲知道我逃学后，也没有怎么责怪我，只是转过身去，拿袖子擦着眼泪。
她最常说的话，是在深夜里。她和父亲躺在炕上，以为我们都睡着了，她就轻轻地说：“孩他爹，咱们这辈子不会老这样穷吧。”父亲不吭声。她又说：“穷了也不要紧，等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你看看炕上这六个小脑瓜，这就是咱们将来的财富。有了这些孩子，咱们就有了奔头和念想了。”
这些话她翻来覆去不知道说过多少遍。我只知道，她每次说的时候，声音里没有抱怨和绝望，有的是一种信念和力量，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相信——相信日子会好起来，相信孩子们会长大成人。咬紧牙关熬着，熬着，天就亮了。
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有一件事记得特别清楚。我下乡五年后恢复高考，一九七九年去大庆上学。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母亲一夜没睡，为我打点行囊。所谓的行囊极为简单：一条棉被，一套换洗的衣服，网兜里装着一个带有红双喜字样的洗脸盆。母亲把入学通知书和五十块钱缝在我的衣角里，衣服上的补丁缝得密密实实，针脚整整齐齐，像一粒粒排队的小米。
清晨我醒来，才知道母亲一宿没睡。她两眼通红，我望着她：“妈，你一宿没睡。”她没有吱声，默默地转过身去，肩膀颤抖了一下。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母亲的背影。那天我看见了。她的背已经有些弯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她走路的时候腿脚已经不那么利索了。她才四十多岁，看上去却像六十多岁的老人。她把最好的年华，把所有的力气，都揉碎了，一点一点喂进了我们的嘴里。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很痛很痛。
后来我大了，才逐渐明白，这就是乡愁里的一部分。
我走的时候，母亲送我到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蓝布衫，秋风撩起她的衣角，头发也被吹乱了，她也不拢。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我说：“妈，你回去吧。”她说：“嗯，我知道了。”可她却没有动。我走出去很远，回头再看，她还站在那里。站成了我一生的心结和乡愁。
那天我走了多远，她就站了多久。
后来我毕业工作了，当了警察，结了婚，一九八七年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大庆。我想这下好了，她该享点福了。我带她去商场，想给她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她看了看标签说太贵了，不让我买。后来买了拿回家给她，她却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舍不得穿。我说：“妈，别舍不得穿。现在日子好了，你应该穿几件像样的衣服。”我逗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把你那些破衣服都扔了吧，别舍不得。”她说：“我穿那么好的衣服干啥，在家里又不出门。”
她操劳了一辈子，只懂得吃苦，却没有学会享福。
给她买点好吃的，她总要留给我们，自己却舍不得吃。这已经成了她的性格和习惯。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逢年过节偶尔做顿好吃的，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等她上桌的时候，盘子已经见底了。我们问她怎么不吃，她说还不饿，也不喜欢吃。我们那时候真傻，以为她真的不喜欢吃。长大了才知道，她不是不喜欢吃，是舍不得吃。她的胃常年不好，就是那些年饿出来的。童年的时候，每到夏天母亲就低血糖眩晕。我想，是不是常年营养不良造成的。
母亲在灶台前忙活了一辈子，在夜灯下缝补了一辈子，在贫瘠的岁月里煎熬了一辈子。日子过得再贫再苦，她也从没让家里这口锅凉过，让我们的肚子饿着。
如今她不忙了。坐在窗前的轮椅里，身上盖着毯子，窗户是她通往外界的唯一窗口。她每天看着窗外，看第一缕阳光照进来，看楼下的行人匆匆而过——有上班的，有晨练的，有推着小车捡废品的，有牵着孩子上学的。什么都想看，什么又都记不得。
她的耳朵背了，眼睛花了，腿脚不灵了。她的记忆就像一本翻旧了的书，有的页码还在，有的已经被撕掉了。她不记得昨天吃了什么，不记得刚才儿女们和她说了什么。但有一件事她永远记得——烧香祈祷，念经拜佛。
她的生命就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灯芯上只剩下最后一星火苗。可她还在念叨，还在保佑，还在牵挂着这个让她耗尽一生精力和心血的家族。
我有时候想，母亲这辈子到底图个啥？她年轻的时候没穿过一件好衣裳，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她把六个孩子拉扯大，每个孩子都成了家，都有了孩子，孩子的孩子也都有了孩子。这就是她的力量和希望，这就是她的奔头和念想。也许就像文人墨客说的那样，这就是她的诗和远方。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她布满沟壑的脸上，照在她那双再也拿不动针线的手上。她就那么坐着，坐成了儿女们心中的一座佛。
（责任编辑：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