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超：金石不渝 初心永在——中共广东党组织创建见证人刘石心
前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仁人志士、知识分子，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开展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一九零五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直到一九零九年底，沿袭传承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立志报国的年轻新锐纷纷从社会基层脱颖而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救国道路的探索积蓄了巨大能量。
二十世纪初, 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被迫接受西方思想，开始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期间，主要经历了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他们形式上打着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取得真正的统治地位。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遏制革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依然陷于苦难的深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救国？这是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精英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救亡图存并现代建国?中国如何才能在列强的枪炮下，获得独立的民族主权，摆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如何才能把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从现在世界范围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建国，大都是上层统治集团建国，但晚清已降的中国，已经不具备上层社会建国的条件。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到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败和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历史证明了清王朝已经丧失了保卫疆土和保护国民的能力，更没有能力来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建国。而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证明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思想进步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糜烂而无法承担起救亡图存和现代建国的历史重任！而当时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文盲、半文盲，几乎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甚至国家观念。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探索、呐喊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这种探索和呐喊就没有间断过。但历次反侵略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也好，鼓吹、呐喊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出乎意料的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舶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分别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致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孙中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尝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来的希望，国家在一天天沉沦。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社会精英、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前赴后继地燃起对祖国未来热切的期待。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聚建立。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曾先后发动了黄冈起义、萍浏醴、广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成功，即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同时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但中国的社会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数成员,把这次革命的主要任务看成仅仅是”排满”，他们既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改变。
在生活层面，当年的中国，尤其是农村，绝大多数人家是用”黑油灯”，甚至火把照明,处于原始、半原始状态,蜡烛被百姓称之为”洋蜡”，火柴称之为”洋火”。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饭、鱼肉,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瓦房。大多数国民处于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状态。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糠咽菜，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到卷入国际市场后，已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
在文化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在思想观念层面,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禁锢、镇压,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
在教育层面，虽然是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在农村,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是秀才了。
少数受到较好教育的社会精英，都在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救国?当年的孔圣人被后世尊崇为”一智能灭千年愚，一灯能出千年暗”的圣贤。而在当时的中国，也开始了救国救民思想的探索。
刘师培的道德救国思想。
他将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与西方近代民主学说相结合，从学理上辨析了五伦、三纲、孔学、后儒之学的区别与联系,揭露后儒诠释的”三纲之说”为”巫说”,主张融合中西伦理道德之精华,藉改造家族伦理,用平等取代等级，使个体成为”完人”，继之逐步培育现代社会、国家伦理，最后通过近代修身之道与发展近代政党等，达到塑造新国民,以实现救国之目的。
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思想。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为以后组织领导五四青年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上的基础，也为日后与李大钊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前提。
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条件下，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师复,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满，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后,废姓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人生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
一九一O年左右，无政府主义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意识的主旋律。在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的革命者。在日本东京，最初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张继，通过《民报》和翻译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向国内介绍无政府主义。他又和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及其妻何震,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京东创办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先后办起了《天义报》和《衡报》。在法国巴黎,由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同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介绍浦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的活动。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无政府主义的鼓噪,奠定了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并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当中散播强烈的乌托邦意识，从而激发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将到来，为此,他们怀抱政治救世主义，苦苦求索着革命的道路，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许多仁人志士最终选择了救国救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 师复的启迪和引导
刘石心,师复之胞弟。师复,这是一个对刘石心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刘石心,祖籍安徽,金人入寇中原,北宋南迁。其祖上由安徽迁居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隆都溪角村。清朝初年迁入香山县城,即今石岐市。刘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因为院内有池塘、桥廊、亭榭等建筑，被世人称为”水楼刘家”。所谓水楼,是一栋碉堡式的建筑，楼外有城河环绕，通以桥，居后有花园，水楼因此而得名。父亲刘炳常,出身书香门第，是个读书人。维新运动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学校，为当地培养文化人才。曾组织”天足会”(女人裹脚布放开),每年都要印赠送维新派人士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的小册子,被人看作本县第一个新派人物。师复妹妹、刘石心的姐姐抱蜀也放开了裹脚布，留下”天足”，并且女扮男装，还带头下河游泳。刘石心的姐姐中还有曾经缠足的，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也都一下解放了，刘氏家族在当时、当地是开明的。刘柄常，人到中年家境已经破落，每年靠典卖祖产维持生计，随着族产逐渐吃光，只得靠教书或从事机关文书过活。在刘石心的童年,家中已无田地。刘石心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主要还是受其胞兄师复影响。
刘石心、师复兄弟姐妹共十三人，师复排名第四，下面是刘石心的四个姐姐:无等、抱蜀、无为、天放，刘石心排行第九，下面还有弟弟世元、抱真等人，兄弟姐妹众人后来都或多或少的参加了无政府主义活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那年，已经十一岁的刘石心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开始时，以为从军可以报国拯民。这个陆军速成学堂是为广东北伐军培养后备军事人才设立的，但随着刘石心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从军报国拯民意识发生了动摇。认识不到唯战才能止战的道理，认识不到军事如果掌握到人民自己手中，它就是消灭腐朽统治、剥削力量的最好工具，认识不到人民唯有拿起武器才能达到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反而认为军队充满血腥和暴力，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所赐。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他在政治上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在思想上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脱离现实的斗争条件，去构想种种乌托邦图案，以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抗。列宁说过：“无政府主义是正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但作为无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这一思想，在涉世未深、缺乏敏锐社会洞察力、判断力的青年中还是有着较大影响的。
二十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立即在青年人之中产生影响。
一九零三年前后,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潮。
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日本人久津见蕨村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等书先后被人介绍到中国。一时,不少刊物都在大谈而特谈无政府主义。张继还专门编译了名为《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主要是介绍巴枯宁的”破坏主义”和俄国虚无党的革命活动，突出了反专制、争自由、行破坏、搞暗杀的内容。这些偏偏是当时激进社会青年所需要的，因而在思想领域大有市场。就多数宣传者和其内容来说，这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截取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观点，并把它与民主主义思想柔合在一起，作为反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客观上起到了对社会思想进步的积极作用。
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八年,由于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受到了某些挫折，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活动者，并以日本东京的《天义报》和巴黎的《新世纪》为阵地，形成了两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据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略问题上，与同盟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并企图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之外，寻找另外的途径。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而把中国革命的归宿定义为”无政府”，但在具体形式、方法上却又有着不同的意见。《天义报》(包括后来的《衡报》)比较重视农民问题，认为中国革命当以”农民革命”为主要内容，并主张首先组织”劳民协会”，然后进行”总同盟罢工”，让农民自动行动起来抗租抗税，抗捐，驱逐官吏，而以建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人类均力”的社会为最终目标。《新世纪》则强调了教育和知识的重要，认为中国社会进步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愚昧无知，因而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普及革命”，即以书和报纸宣传为武器，批判旧思想，传播科学知识。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十分复杂的团体。这个团体中以沙淦、太虚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曾从不同的角度宣传无政府主义，先后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并单独成立了社会党，但很快就被袁世凯取缔。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晦鸣学舍的师复(刘石心之兄)和他创办的《民生》周刊。师复比较系统的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且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刘师复生于一八八四年。长于刘石心十一岁，幼年曾受过系统的旧学训练，十五岁即考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师复十六岁那年,赴广州参加”秋闱”应举人试。当时的科举考场，屋子又矮又小，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考生吃饭、大小便、考试都在其中，不准随便出来。考生中,经常有人被引发精神病，甚至病死在里面。师复面对考场的黑暗情景，对科举产生厌恶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师复进入考场，头晕脑胀，出现病态。在逆反心理作用下，师复在考试卷子上乱写乱画，其结果当然名落孙山，榜上无名。父亲刘炳常不相信成绩一向优异的师复会落榜。于是托人查卷。据查卷人回复，考试卷子被师复涂的乱七八糟，还在上面写了些歪诗。查卷人说：“上司不追究,就算幸运，还查什么？”后来当刘石心提及此事时，师复对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此后，师复便在当地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立演说社，阅书报处，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女校——隽德女校。但是，在创办女校时，却遭到了劣绅何玉铭和恶毒的知县郑荣的反对。
何玉铭既何鼎元，是香山绅士集团的首领，为人阴险、恶毒、虚伪、狡诈,是笑面虎、两面三刀的人物，当面说好话,背地害人，人称”何老虎”。师复办女学，要求县知事郑荣拨付公款资助，而掌握公款实权的就是何玉铭。由于当时叶赫那拉氏已正式下令”维新”，要求各省办学校、兴实业,师复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倡办女学,守旧的绅士们内心是反对的，但口头上不得不附和。何玉铭的两面三刀、狡诈本性得到了发挥，他在知县郑荣面前巧言令色，力主从缓，以一个”拖”字，企图阻止倡办女学。
师复在与郑荣交涉遇到阻力时，义愤填膺，血气方刚的师复竟拍着桌子指责郑荣，说他”冥顽不化!”
在香山，郑荣受人指责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郑荣大为光火。但由于师复是香山全县考第一名的”案首”，人望所归，据理充足，正义在手，郑荣又不便发作，一时间竟一筹莫展。但从此,他们领教了师复的义正词严，内心恨之入骨，处心积虑的寻求报复。师复兴办女学的请求款项再无下文。而隽德女校是后来师复等人发动开明人士私人凑钱办起来的。
师复于一九零四年到香港,后又去日本留学,于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师复出于革命需要，学会了制造炸弹。一九零七年回到广州，根据革命党的统一部署，准备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以配合武装起义工作。他一次在安装炸弹时，不慎造成爆炸事故，左手受伤。后经医院治疗,截去左手，伤愈后即被移交警察局受审。
当时,炸弹爆炸时，师复房间内还有三颗制好的炸弹和一些与香港的革命党人来往的信件。幸亏赶往现场抢救的医生伍汉持为人正直,在他的帮助下，将这些违禁证物掩藏起来，敌人才没有查出师复参加革命党和刺杀李准的真凭实据。师复被捕后，自称三水李德山，因做化学实验引起爆炸。但在一次审讯中，却被已经充任李准幕僚的原香山县知事郑荣认出。郑荣不怀好意的问师复：“为什么隐瞒真实姓名？”师复从容回答：“若报出真实姓名，恐怕会引起年迈祖母伤心，故刻意隐瞒真实姓名!”郑荣并不相信，对师复多次审问。
郑荣为报当初责辱之仇，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谋:即使审问不出师复企图刺杀李准的真凭实据，但也不能让师复这小子出狱。师复家族有一定实力，他担心时间久了会被保释出狱。于是,将师复押往香山监狱看管。因为香山有师复的老对头何玉铭，何玉铭在香山地界权势很大。这样就可使师复不能轻易得到保释，却可在查不出多大罪名的情况下，将其长期监禁，从而报那辱责之仇。
师复被郑荣转到香山监狱关押不久，其女友丁湘田，由香港来到刘石心的家中。他密告刘石心及其家人:港中同志正在设法营救师复，准备组织若干勇于牺牲的革命党人，趁节日管理松懈，用酒灌醉看守人员,武装劫狱!丁湘田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刘石心，由刘石心下次探监时带到狱中当面交给师复，以便里应外合。
一天，刘石心特意打扮了一番，带上一些师复换洗的衣服、吃食和生活必需品，以弟弟探望兄长的名义，大摇大摆的来到香山监狱探监。
师复看过女友丁湘田的亲笔信后，认真思考了一下，要求刘石心立即把信烧掉。刘石心照办了。师复严肃的对刘石心说:这个武装劫狱方案行不通!理由是,周围地形对劫狱非常不利，且会对劫狱同志造成重大伤亡，根本不可能劫狱成功。这个计划被师复坚决否决了。
刘石心回到家中，把师复的态度如实对准嫂丁湘田和全家人说了。反映最强烈的是丁湘田，他认定方案可行，必须实施!没必要过于慎重。为做通师复的工作，以便师复配合劫狱行动，丁湘田要求亲自到狱中面见师复。在刘石心的引导下，丁湘田以师复女友身份来到狱中，见到了师复，当面讲明来意，要求师复配合武装劫狱行动。
师复当面再次拒绝了他认为不可行的劫狱计划,态度非常坚决!丁湘田失望之余，只得洒泪与师复告别，在刘石心从长计议的规劝下，回到了刘石心家中。刘石心举家热情款待着师复女友丁湘田，丁湘田多次以泪洗面。在刘石心家住了五十多天后，只得回香港去了。
本来,师复被关押到香山监狱后，监狱方面对师复监押严格。但由于刘石心一家花了很多钱，对监狱上下左右买通，看守人员得到了好处。因此对师复的监押看管也就放松了许多，家中来狱中探望也就容易方便了。而刘石心当时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子，监狱对刘石心警觉性很小。刘石心得以每周星期天的下午都能进入监狱与师复会面，帮他料理生活上的琐事。监狱方对刘石心带入狱中的东西以及与师复谈话的内容并不太注意,故而刘石心常常能带入监狱中一些师复需要的书籍，其中包括从香港转来的《新世纪》。这是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一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师复每每看得很专心。师复时常给刘石心讲授有关汉学及清学的要义，这使刘石心在文史知识方面精进不少。同时，师复还有时对刘石心讲些《新世纪》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的道理和心得给他听。刘石心听得很入神，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师复赞扬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崇高的，但并未对刘石心明确谈到以后就走这条路。据刘石心判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师复觉得在时下要集中力量打倒腐败的清政府，此乃当务之急。
师复在香山监狱度过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活，直到光绪和慈禧双双死去，宣统继位后照例宣布大赦时，师复与刘石心之父刘炳常才有可能设法活动，营救师复。刘炳常依靠其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影响力，设法使香山县一千多名有社会名气、名望的人物联名保释师复。但由于何玉铭从中阻挠作梗,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营救师复的行动拖了很长时间才成功。为了这次针对师复的营救行动，四处打点求情，加上师复入狱后两、三年的应付，花钱太多，刘家因之破产。父亲刘炳常在营救师复出狱后，不得不到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官办的农产公司当文案，依靠每月一百元的薪水养家糊口。
师复于一九0九年底出狱后，即去了香港，并在香港安装了假手。这个时候的师复，仍然是主张单纯的对社会予破坏，即破坏主义，不破不立。师复经常对刘石心等人说: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不破不立!师复常常如饥似渴的读《波兰亡国记》的书，这本书中的观点对他的言行影响很大，同时或多或少的间接性的影响到了刘石心。
师复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支那暗杀团”的组织，成员有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朱述堂、李熙斌、郑彼岸、林冠慈、丁湘出等人。刺杀行动取得了一定得成功，如:一九一一年林冠慈狙击李准、李沛基，炸死广东将军凤山，两次行动均告成功。这在当时称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除此之外，师复等人还谋划刺杀大清摄政王载沣，但在行动发起后，因派往北京联络的成员程克中途变节而不得不终止。
师复等人的革命行动，采取了一明一暗的两手策略。暗,就是暗杀行动;明,就是筹划武装起义。为此,师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香山的地理位置离澳门很近，恰好一年在澳门发生了葡萄牙人欺辱中国人的事件，在国内外掀起了社会风波。清朝政府为平息民怨,派出了一支五百多人的部队，来到香山与澳门接界处，威慑对面的葡萄牙人，并在此地长期驻扎下来。师复及时牢牢的抓住了这一契机，与郑彼岸、莫纪彭、林君复等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思想渗透、影响工作，终于促使这支清军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并最终促使、争取了这支清军的起义。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香军”。林君复组织了两千多人的民军。与香军并肩作战，一举攻克占领了香山。与此同时，师复还参加了东江地区的武装起义,率领东莞起义军，与香军一起进驻到广州。
师复本人的思想，深受辛亥革命前的《新世纪》杂志以及托尔斯泰的影响。当师复和起义军来到广州后，感受到了广州社会形势的复杂和严峻。以前的革命乐观情绪被迫荡然无存。原来,广州光复以前，胡汉民收买了上万人的民团和土匪，这些人纪律非常差。胡汉民许诺，在广州光复后让他们进驻广州。广州光复后，胡汉民当了都督。这些民团和土匪，为胡汉民所用，曾立下汗马功劳。胡汉民只得兑现承诺，让他们真的进入广州。结果,这些民团、土匪为主的散兵游勇、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百姓，劫掠财物，追逐女人，引起了广州居民和商人的强烈不满。大家纷纷要求陈炯明的正规军出面护境安民。恰好,陈炯明手下有上万人马，并且对广东都督的位置早有觊觎之心。这样，陈、胡之间的矛盾骤然突出起来。同时,由于各种旗牌号的民军窘集广州,人员成分复杂，指挥并不统一，彼此间发生利益摩擦是常有之事。为此,从革命大局出发，师复毅然挺身而出，偕林君复、莫纪彭居间调停。费尽心血，但并无效果。利益之争,靠口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见此,师复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也基本上无可奈何。为达成革命成功事半功倍的效果,师复只得把军队交给陈炯明。他毅然决定，延续过去的擒贼先擒王的斗争策略。鉴于革命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载沣，而是袁世凯,师复于是北上刺杀袁世凯去了。
一路上,师复听到甚至看到了一些新政权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情况，如:浙江、江西、安徽等地，为了都督这一权力职位问题，发生过诸多矛盾。湖南甚至把新任都督焦达峰杀死了。见此,师复更加感到刺杀袁世凯的重要性，以期成功后,革命成功的早日到来。但当师复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态和决心，北上来到上海时，正巧与南来的汪精卫相遇。从汪精卫口中，师复得知南北议和即将实现，只得放弃了北上刺杀袁世凯的计划。他与彼岸、湘田一同到了杭州。杭州的环境相对安定，这样，师复就有时间去认真思考自己遇到和听说的那些问题,并经常与同志谈心，交流思想和看法。师复有着人很聪明，对事业充满激情的优点，但也有激进、易走极端的倾向。当他看到社会上和新政权中存在的一些丑陋问题时，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而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情绪，偏激的认为:任何政府的存在，其政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都是骑在人民头上鱼肉百姓的。而要消除政权存在中的这种弊病，只有搞无政府共产主义。这种思想认知形成后，师复决定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就必须从宣传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起。这样，他做出了一个决策:组织”心社”。从思想上影响、教育人们。
一九一二年夏天，师复又回到了广州。很快，他精心酝酿出来”心社社约”十二条，并与彼岸、纪彭联名发表。其中”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五条，即”五不”,是关于个人德行的，是个人操守范畴;不婚姻、不称族姓,这”二不”,是为了反对家族(贵族)主义的;不入政党、不做官吏、不做议员，旨在反对强权，杜绝官场争权夺利的腐败现象;不做海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兵多扰民的情况而发;最后一条不奉宗教，是为了反对迷信。有些观点虽偏激、幼稚，但其出发点、初衷确实难能可贵!当时,梁冰弦正在《平民日报》当编辑，对师复的心社社约十二条，大加赞赏。专门开辟了《心社析疑录》一栏,登载心社的文章和消息，为其宣传造势。严格说来，”心社”只是一个宣传道德修养、个人操守的精神层面的组织，并不是一个有形的政治机构。真正有形的社会结构是后来设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的“晦鸣学舍"。
“晦鸣学舍"是师复在广州建立的以宣传和践行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目标的组织。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师复的好友和亲属,主要有无等、抱蜀、无为、天放、世元、湘田(扈离)、彼岸、佩刚、召复及李希斌等人。其中佩刚是彼岸的弟弟、无等的爱人。在师复看来，这个学舍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大家一起劳动、工作，一起学习、讨论，一起生活娱乐，互相帮助,人人平等。在学习时，由师复主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还出些题目，让大家做文章。语文课由湘田(扈离)教授讲解，他原是安怀女子中学的教员，语文素养很高，善诗词。因此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学识才艺。数理化和英语则由李希斌教授辅导，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学舍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师复利用搞暗杀活动的需要募捐来的钱的剩余，选录《新世纪》上的文章，印成《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还重印了《新世纪丛书》,一共几千本，免费向读者群众赠阅。
“晦鸣学舍"还创办了《晦鸣录》，作为自己的喉舌，其创刊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当时,正值袁世凯疯狂镇压各地革命党人的时候。《晦鸣录》只出了两期，就被广东安抚使、都督兼署民政长、两广巡阅使龙济光查禁。不得已只好迁往澳门，改名《民生》。此时,社会党人徐安真也到澳门参加了《民生》工作。他原是浙江的筑路工程师,于民国初年参加了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主编该党刊物《人道》周刊。后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又加入了由沙愤、太虚组织的社会党。该党被取缔后，他到了澳门。《民生》在澳门出了两期，也由于当局的迫害，被迫迁往上海。师复在上海除编辑《民生》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组织工作，建立了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这时，原社会党各地支部的成员，如南京的杨志道、常熟的蒋爱珍等，都纷纷成立类似的团体，并主动与师复联系，表示愿意精诚合作。师复也经常在《民生》杂志上与他们讨论学理。
师复是个正直、正派之人，嫉恶如仇。即使是亲友有过，他也站在正义一边。这一品行,深深的影响了其弟刘石心。一次,在刘氏家族内，自香山光复后，刘石心的堂兄当上了县教育科长。这位堂兄名义上是日本留学生，实际搞来的是一张假文凭，连日本话也不会说。而这位堂兄的父亲，虽然是个法盲，居然坐上了警察局局长的宝座。更加奇葩的是,警察局长大人居然还想把自己的妹妹提拔为女师的校长!可他这位妹妹,学识令人很不敢恭维。在女子师范毕业时，考了倒数第一名!最差的一位，很不受学生的欢迎!任人唯亲到了如此的地步，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此时的刘石心，由于受到师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大有师复愤世嫉俗之慨。在县中学学习期间，为了反对顽固的校长，领着学生闹学潮。当听到堂兄家这些事后，立即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社会腐败的明证!继而找到堂兄去当面质问，强烈反对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刘石心的四个姐姐，为了表示对此等腐败事项的抗议和反对，一起毅然从女师退学，师复闻知此事后，对此大加赞赏和支持。
受师复革命觉悟的影响，兄弟姐妹们即使在家道衰落后，仍然亲情如一的生活在一起。受师复影响，刘石心等一干弟妹们都参加了各项革命活动，都是”心社”的成员。
对于旧的婚姻制度，师复痛恨不已。在他的《废婚姻主义》一文中，他痛下定论:旧婚姻制度无非是强者欺压弱者之工具而已。他主张：“不结婚”。就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举办任何婚礼仪式，只要男女真心相爱就生活在一起。”爱人”，这个似乎在中国几十年后才出现的称呼，事实上早在师复在世时，就与同居相爱伴侣彼此相称了。
师复的爱人湘田，在师复入狱时，曾义无反顾的准备组织劫狱，但因为师复认为不可行而作罢。待师复出狱后,湘田毅然加入到师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中。一九一一年,师复与湘田亲密同居。到一九一二两年人有了一个小孩。但由于两人忙于宣传无政府主义，不能兼顾小孩，被迫把这爱情的结晶送给慈善机构。这段时光是师复和湘田爱情最甜蜜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一年以后,由于编印《晦鸣录》引起当局关注，师复不得不转至澳门，后来又前往上海。但到上海不久，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师复与丁湘田关系逐渐恶化，以至于师复死前不让丁湘田到她的房间里去。谁也不知道两个亲密爱人之间到底为何出现这样的裂痕。师复所追求的理想——”互相胶漆，永无二心，虽无夫妇之名而恋爱自由，亦可相其白首”(师复:《废婚姻主义》),到底无法在自己身上得以实现。
幸运的是，师复的好友、同为”香山二才子”的郑彼岸之弟佩刚，一直追随师复的思想，热捧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师复的婚恋观。佩刚与师复的妹妹无等相识相恋后，彼此自此厮守终生。牢记并践行着师复”十二不”之中”不结婚”的戒言，没有举办任何婚姻仪式，相爱永远,用行动实践了师复的理想婚姻境界。他们两位的女儿郑德菱女士后来回忆:那时爸爸佩刚出差到外地时，每日都给妈妈无等写信，倾诉衷情。后来,将这些书信装订成厚厚的几本，兄弟姐妹们称其为”两地书”。师复未能实现了的理想境界，却在其妹妹无等身上得以实现。
师复宣扬无政府主义时，接触到了世界语。师复所追求的世界大同——无政府社会主义,与世界语创办者柴门霍夫博士希望藉此实现”人类爱”或”全人类主义”的理想相契合,而且世界语易学易懂，在国际上通行，师复认为藉此更利于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于是,他积极学习世界语，并广为推崇世界语。
从此,师复除了在“晦鸣学舍"工作以外，每天还从西关步行到东堤学会工作。他所编印的《晦鸣录》中，也以四分之一的篇幅附刊世界语专栏。《晦鸣录》被查封之后，改名《良声》，在上海编印。《良声》、《民生》的编辑、出版工作，由师复一人全权负责。他本人除赶写稿件、校对清样以外，每天都要花费精力处理几十封信件。师复编辑的《良声》、《民生》在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宣传世界语。师复每每亲自编辑印刷，用单手排字摇机，努力克服残疾带来的不便。工作量大，生活条件差，时间一长身体就垮了。最终积劳成疾，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加上无钱医治，被迫中止了他未竟的事业!因肺病而去世，不幸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
师复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未竟的事业，告别了这个世界!当年九月,由各位同仁将其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烟霞洞。
他墓碑上的墓志，用世界语撰写。
师复辞世八年后的一九二三年,刘石心与师复生前亲友重修其墓。由山以刚撰写墓表，王思翁书写、镌刻在山石之上。其辞云：“师复为人道主义者，又为世界语学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之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生》杂志，淬砺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以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记。痛矣！君于公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的一生，是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起而奋斗的。作为革命者也有其柔情的一面:师复制造炸弹引起爆炸，炸伤了手臂，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坦言:不说出真实姓名是担心祖母伤心!出狱后，鉴于祖母对师复的疼爱，一直担心断手臂会引起祖母痛苦，而不见(家人在师复入狱后,谎称其到南洋教书去了，并每月伪造师复家书向祖母报平安)。一直等到出狱后的第二年，在香港装了假左手以后，才敢回家省亲见祖母。
一九一二年夏，由刘石心之兄师复成立的“晦鸣学舍"，先后翻译十多种、印刷近二十种法国巴黎出版的有关无政府主义书籍。其中有《无政府主义粹言》、《社会阶级》、《军人之宝筏》等，印好便送人观看，以便扩大社会思想影响。刘石心有时也参与其中，在不知不觉的帮忙中，思想逐渐接受了哥哥师复推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实际上,中学时期的刘石心，由于每星期必然去的探监看望哥哥师复(一九零七年,师复因炸李准而被判刑三年)，给师复带入旧书，其中有《新世纪》，受师复思想熏染，无政府主义思想逐渐萌芽。当时的刘石心认为:凡是政府组织都是野蛮、专制的，没有真民主，共和思想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他强烈反对强权主义，认为革命虽然会推翻清朝的专制腐败政府,但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府，而是政客的政府。而考上广州国民党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后，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幻想的影响。因而赠恶中国的军阀专制统治，所以愤而从学校退学。
一九一三年,十八岁的刘石心受哥哥师复思想的影响，考入广东农专学校。这也是以农为本、农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民以食为天思想的反映。
在省城广州农专上学期间,每周末回来，刘石心就去师复处,或者去李仁轩、李同仁两位医生处，与他们研究、向他们求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两位医生很热心革命，这就使刘石心从萌芽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到完全接受并倡导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帮助师复做传播宣传工作。
当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所有革命党人在省城广州被抓。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主阵地的“晦鸣诗社"也一起被查封。
二、黑暗中的迷惘
在晦鸣诗社期间，刘石心既受到刘师复这位兄长的言传身教，又得到李仁轩、李同仁两位医生的思想帮助。重点接触到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他的《互助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他主张革命胜利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归全社会所有，同时立即实行按需分配。《互助论》是一本以互助合作来解释生物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书。在这本著作里，克鲁泡特金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来宣扬无政府、无权威、无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曾一度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在《新青年》上也发表过宣传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曾回忆他于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常常和一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时期曾明确谈到：“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陈延年也进行过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主编过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进化》，参加过在法国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工余》的编辑工作。因此，刘石心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在情理之中了。
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南方各省，甚至在海外华工中,建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组织，如长沙的湖南劳工会等。这些事实说明，曾经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是五四青年运动时期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参加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黄凌霜等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有梁冰弦、刘石心、黄兼生、区白生等人。只是随着后来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大浪淘沙,各有归宿。
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对五四青年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并非偶然。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容易激起极端的革命狂热，因而自发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极左空谈。另一方面,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当无政府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在西方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性和反动性，已经明显的暴露出来。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提到革命的日程上来。因而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在中国就不像西方表现的那样明显。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组织上，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破坏性，但他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封建文化、伦理道德方面，却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一分为二，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
刘石心青年时期深陷无政府主义思潮之中不可自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才开始成为国内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思潮。尤其是刘石心之兄刘师复，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在广州发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接着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先后出版《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民生》、《新世纪丛书》、《无政府浅说》等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刘石心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成员，也满足了青年刘石心一时的爱国救民热情和抱负的施展。从而形成了融合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是:1、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和权威，要求个人绝对自由;2、宣扬总同盟罢工式的”革命”,反对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3、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传播范围也扩大到了某些地区的手工业工人中。
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其落后、愚昧、无知的一面。
晦鸣学舍被查封，刘石心稍定心神之后，决定连夜搬走宣传主要工具——印刷机。雇了一条船，首先逃到澳门。后到香港，再辗转到上海。颠沛流离中的刘石心，身心俱疲，意志消沉。从广东农村学校拿到毕业文凭后，先在广东农林试验坊实习。后因家境困难，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回乡当了一名教师。
三、无政府主义的尝试
在挫折与迷惘面前，刘石心最终在思想上坚定了无政府主义的启蒙，决心身体力行，开展革命理想的实践。
当年,当师复在上海建立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时，刘石心在广州也与梁冰弦、黄凌霜、区声白、黄尊生、黎昌仁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本来,刘石心在辛亥革命前就听哥哥师复讲过无政府主义，但总认为那是遥远的理想，不会很快实行的。辛亥革命后，由于师复的全力宣传，刘石心受师复的言传身教，也逐渐在潜移默化中迷信和狂热起来。居然以为无政府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在心底，刘石心对哥哥师复充满着敬仰和崇拜，把师复当做圣人。认为师复政治头脑强，见解独到精辟，而且大公无私，正直纯洁，没有个人想法。师复的话就是真理。比如,刘石心本来在广州的陆军军官学校上学，自从听了师复”不当海陆军人”的话，便毅然退了学。满以为这样一宣传,一示范，便会有许多人响应和效法。但事实是应者寥寥,刘石心不得不逐渐冷静下来。当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后，大家在一起开了几次会，已经感到光靠空谈是无济于事了。一致认为,最迫切的事情莫过于组织工人。当时就曾在工人中进行过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但由于政治社会环境恶劣，大家又先后被迫离开广州。
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与实践,刘石心主要分两步走:一是坚持拓展无政府主义思想舆论宣传阵地和载体;二是在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创建工会组织。
在拓展无政府主义思想舆论宣传阵地和载体方面，刘石心积极参与编辑出版了《劳动》、《闽星》、《劳动者》杂志。
一九一五年秋。刘石心谐众亲友安葬了哥哥师复之后，即随同好友、梁冰弦同志到新加坡养正学校教书。梁冰弦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年龄比刘石心为大,刘石心尊称其为哥。梁冰弦中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但英文水平很好，是文章妙手，人长得英俊潇洒。当年辛亥革命前，因常常在广州小报上发表文章，有一定社会名气。为军阀、水师提督李准女儿所欣赏、所倾慕，李准曾派人暗地打听梁冰弦的身世，准备提亲。已秘密加入同盟会的梁冰弦获知后，害怕暴露身份，影响革命事业，只得借故隐匿到香港。辛亥革命后，梁冰弦和刘石心一样，受到师复影响，信仰了无政府主义。梁冰弦曾用笔名”两极”，在新加坡编辑并出版发行过《正声》杂志，翻译过《世界工会》等小册子。梁冰弦曾对刘石心解释过两极这一笔名的内涵:两极者，既激烈又温和之意也。一方面激昂慷慨，对革命充满热情，另一方面又谨小慎微。
虽然在新加坡养正学校教书,当了一名教员，但是梁冰弦很器重刘石心。两人感情甚好，梁冰弦有意将同在养正学校教书的妹妹嫁给刘石心。而刘石心因为看到师复与湘田婚姻感情关系的破裂，深受影响。自认聪明的以为接受教训，认为但凡女人都靠不住，怕生事端，从而未敢应允。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欧美也涌起了社会革命的浪潮。南洋地带乃是海路要冲,也深受影响。梁冰弦在新加坡社会上深耕数年，工作、人脉都有一定基础，便从华侨中募集了一笔经费，出于对无政府主义救国的信仰实践需要,偕刘石心于一九一八年春到上海创办了大同书局，出版《劳动》月刊。其目的在于向世人介绍世界各国工运情况和苏俄革命,鼓动劳工运动。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
四、为工人阶级呐喊
当时上海的各工人组织还很落后，有的工人组织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的工人组织反而为资本家所掌握。刘石心、梁冰弦等当时宣传的重点是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启发其阶级觉悟，让广大工人在思想上与资本家划清界限。当时的进步人士恽代英等人也经常向《劳动》月刊投稿，刊物社会影响力一度较大。刊物的主编是梁冰弦，刘石心出任助手任副主编，佩刚负责出版事宜。《劳动》月刊共出刊五期，后因经费不继,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停刊。
《劳动》月刊停刊后，刘石心与梁冰弦各自暂时劳燕分飞。梁冰弦回到广州，刘石心去到南洋的苏门答腊主编《苏门答腊报》。
与刘石心一同去南洋的有七个人，大家各自为战，在苏门答腊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计划，做法似乎也很幼稚。从而很快就引起了苏门答腊当地警局的注意，当地警局把刘石心等人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一天，有人给刘石心寄了一批书报,声称要组织工会，并把有关人员的地址登在上面，当作经销点。当地警方发现了这些报刊，于是来了个按图索骥，突然出动搜查了刘石心的住处，并将刘石心逮捕。其他六人也无一幸免。苏门答腊当时是荷兰当局的殖民地，荷兰殖民当局在关押刘石心五十二天后，将刘石心等人驱逐出境。刘石心如一叶浮萍般于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辗转来到广州，住在好友梁冰弦处。梁冰弦当时是广州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心人物，听了刘石心的情况介绍后大为惊异，他对南洋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同时,对中国社会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尤其对中国思想界、军界、政界影响颇大。驻扎在福建漳州的军阀陈炯明，看到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从自身势力的发展考虑，急切想与苏联取得联系，以达成自己势力的快速发展目的。于是,陈炯明通过马思聪之父马育航的介绍,邀请梁冰弦去共商”社会革命”的事。但梁冰弦考虑到他与陈炯明并不熟悉，而刘石心是师复的胞弟,师复与陈炯明一起搞过暗杀团，算得上是生死兄弟。并且刘石心在辛亥革命后，曾入读陆军军官学校。陈炯明时任校长，刘石心与陈炯明还有一层师生关系，这层关系很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梁冰弦执意拉上刘石心，一同去了漳州。一九一九年底，刘石心、梁冰弦等在漳州办起了《闽星》半月刊。该刊主要是宣传、鼓动无政府共产主义，由梁冰弦负主要责任，除刘石心外，编辑还有陈秋霖(后来此人脱离陈炯明，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与廖仲恺一起遇难。)、谢婴白(陈炯明部下,时任旅长，日本军校毕业生)。此外，还有一些从外地来到漳州，志同道合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梁冰弦、刘石心刚刚到漳州时，梁冰弦出于社会革命的需要，曾向各地志同道合的友人发信，邀请了数十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尉克水、许真风等人。这些人到了漳州，真的摆开”社会革命”的架势，谈话、演讲毫无顾忌，社会行动高调、激烈。他们还组织了专业宣传队，经常性的到乡村向群众发表专题演说，号召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军阀，甚至提出”漳州是漳州人的漳州，陈炯明回广东去”等激进口号。他们还向士兵演讲，鼓动其争取个人自由，不服从长官指挥。有的士兵听了宣传，果真脱下军装不干了。这些行动,很快就引起了陈部军官们的反对。梁冰弦开始时也还积极，但渐渐觉得事情发展下去不好收拾，就劝说他们收敛一下。由此，却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梁冰弦在漳州衣着非常讲究，每次出头露面都带着夫人、子女同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早就看不习惯。这时的他们,以尉克水为首的几个人便造了他的反。梁冰弦见势不妙，于是激流勇退，以去法国留学为由，向陈炯明要了点钱回广州去。刘石心为梁冰弦送行，但又不忍与梁冰弦就此分手，也一起去了广州。《闽星》半月刊就交给了陈秋霖负责。
刘石心与梁冰弦回到广州不久，就听说漳州的宣传队与陈炯明的部下发生了冲突。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陈部师长)出面逮捕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思虑再三，感到这些人行为激进，虽不听自己规劝，但毕竟是自己招进来的。出现这种情况，对其个人和其家人都不好交代。于是,便恳请刘石心出面，到漳州找到陈炯明说情。陈炯明终究还是很给刘石心面子，答应放人，并要求这些人必须离开漳州。不久，《闽星》半月刊也被迫停刊。至此，一场宣传”社会革命”的闹剧就此收场。
刘石心、梁冰弦又重新聚到广州，对工人的宣传又开始活跃起来。最初深入到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趁工人放工下班的时间，在工厂门口站在竹凳上向工人们讲解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工人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开始时，只有二、三十人好奇的听，后来增加到上百人。因人多拥堵，警察以阻碍交通为名进行干涉。只得分散开来，刘石心等每人分管一小群工人分别演讲。从工人们听讲的积极认真态度上看，效果良好，工人们能听得进去。在与广大工人们熟悉起来后，刘石心等便将讲演的地点转移到厂区之内，渐渐的帮助工人们成立其组织。后来，随着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刘石心等人便将工作重点放到了思想基础好、工人数量相对较多的机器行业。
一九二O年秋,一对记者身份的苏联夫妇来到广州。男的五十多岁，他们费尽心机召集了广州的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的同志，组织起了统一战线组织性质的”社会主义同盟”。其活动中心，北方是北京;华东是上海;南方是广州。上海方面主要人物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郑佩刚等;北京方面是李大钊、黄凌霜、华林等。广州方面,其主要同盟成员有梁冰弦、刘石心、区生白、陈公博等人。同盟刊物《劳动者》，由刘石心编辑。版面并不太大，是周刊，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在广州创刊。有些人对此并不感兴趣，而梁冰弦，刘石心却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人们曾将《劳动者》和《劳动界》、《劳动音》赞誉为兄弟刊物。梁冰弦经常为他撰写文章交与刘石心编辑;印刷和出版事务则由梁一余负责;经费由两位俄国夫妇负责。先由广州《天民报》、后由《群报》总经售。刊物的主要文章内容并不是宣扬无政府主义，而是以动员工人运动，组织工人起来革命，启发工人觉悟为宗旨。《劳动者》周刊是有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参与的、有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内容的通俗刊物。刊物用朴素和热情的语言，向工人阐述了劳动创造世界、工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劳资的根本对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的道理。
此刊物向工人灌输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以达成把工人组织紧密之目的。在该刊创刊号上《劳动者呵!》说：“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大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
刊物《劳动者》一开始就歌颂了劳动神圣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创刊号《劳动者呵!》指出：“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认为:既然人类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工人无疑便是”世界的主人”了。接着刊物一针见血的指出，因为工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他们的生活却是极”低下”的：“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有房子可住”。《劳动者》第二号《告工人》认为工人创造的财富”都被富人夺去，实在是天下最不公平之事”，指出:和世界上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是”格外苦恼的人力。”
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刊物的一些文章如《劳动者》创刊号《劳动者呵!》对工人阶级所以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根源做了分析，指出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和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同时，刘石心等人在编辑或撰写的文章中，还揭穿了当时在一些官绅政客中风行一时的所谓以”开发实业、教育、交通”来”救国救民”的欺骗伎俩，在《劳动者》第八号的文章《最趋时的三件宝贝》中精辟的认为，只有”旧制度崩坏了，新制度实现了，那时候没有安坐白吃的人，一齐致力于生产的劳动”才能振兴实业，普及教育，发达交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石心等人在《劳动者》刊发的文章《劳资调和的疑问》中，对某些阶级调和论者企图缓和劳动矛盾的谬论做了有力的驳斥，尖锐的指出：“人家住的是高楼大厦，美华辉煌，你们住的是破屋一间，不避风雨;人家吃的是膏梁文绣，食前方丈;你们吃的是粗饭菜羹，不能一饱;人家穿的是绫罗丝锦，娇艳夺目;。你们穿的是破衣败絮，仅可蔽体，这是公道的事吗？他们要变更这种不公道的环境，资本家答应吗？劳资可以调和吗？”刘石心以及《劳动者》编辑部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同仁一致认为: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有资本家的利益，就没有工人的利益;有资本家的自由，就没有工人的自由!因此要资本家”高抬贵手，施点恩惠”是绝对行不通的!根本的办法，就是”由平民振起，由农民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劳动者》第二号《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旗帜鲜明的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就举起了共产主义旗帜，在工人阶级中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劳动者》第六号载文《和耕田朋友的谈话》对农业问题也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向农民朋友说：“你是最重要的，必要发奋而起，明白你现时所处的地位，都由于大商业、业主、官吏、军队所赐的!你就要想一个办法，离了他们,才是正当的道理。”
《劳动者》还以具体、生动的材料揭露了工人牛马般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及时报道了各地建立工会组织的消息和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以不断提高工人觉悟，激励工人斗争意志。此外,还登载不少专门向工人阶级介绍苏联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及土地政策的文章。
但是在如何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制度的问题上，在《劳动者》的撰稿人、编辑中，由于所处党派、政治信仰、政治见解不同而出现了歧义。其表现就是有文字可考的《劳动者》第八期周刊中，由于其见解的局限性，而流露出不少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倾向于搞”经济革命”，做：“实际的劳工运动”;他们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两个步骤，认为首先应该搞经济斗争。主张只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进行工人运动的主张上，他们又不适当得过多强调工会的作用，并不主张充分发挥共产党的作用，认为工会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背景下，《劳动者》无疑是政治进步、充满正能量的媒体，对社会进步起了相当大的舆论作用。但放到后来的革命行动中去检验，有些观点则是不合时宜的。
例如:在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经显示出无比雄伟的力量，工人觉悟大为提高。这时就更加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又善于指出斗争方向的政党来领导。但是在《劳动者》所刊载的《只要你想想》这篇文章里，谈到改变工人的奴隶地位和一切权力时，却仅仅提出走”经济革命”的道路。这既不完善，又试图回避严酷的政治斗争。有的文章则根本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必要，甚至提出：“政治运动,是和劳工没什么关系的，政治上的要求终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罢工的意义》)。有的文章虽然并不否认政治斗争,也看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私有制，建立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和政治认知的片面性，没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看到经济斗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而是机械的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划分为二步：“在劳动运动里面，可以化作两种过程。第一是改造生活景状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而”工人生活的问题，又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所以”必要有了第一层的运动，剪除了目前的痛苦，方才有第二层运动的能力”。而且还说”现在第一层运动的影儿还未有”(《劳动者呵!》)。换句话说，只有从事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斗争才是当务之急了。有人虽然感到工资与物价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仅仅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不是根本办法，但是他们并不主张设法去组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而是认为”有了工钱,才有资本家”(《我们为什么要工钱》)。主张取消工钱制度,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推翻剥削阶级，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实际上，这是种天真的想法。当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个觉醒了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时,此见解并不能起到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指导斗争方向的作用。
所幸的是，当时的进步刊物《劳动者》编辑刘石心等人，把著名的鼓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歌》陆续连载于《劳动者》第二、四、五、六期上,虽然译文为不准确的《劳动歌》，但却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国际歌》中文译文!他,像号角,似战鼓,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广为传唱，促进了无产者的及早觉悟。这是刘石心等人所组成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对中国革命莫大的贡献。
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中，个别缺乏政治上独到慧眼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兼生(黄凌霜),他所撰写的文章里，则宣传了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他在《实际的劳动运动》一文中说：“经济学派上所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劳工组合主义，虽不能各自独立成为绝对完善之理想,而同为今后社会进化必经之途径，此固吾人研究社会趋势不成见，不囿方分所同得之结论。”。他对工团主义推崇备至，认为只有工团主义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并且认为只要举行全体工人总同盟罢工,不必组织政党，也不用夺取政权，就可以解决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建设任务了：“劳工的总同盟罢工，全国各业的劳动者，都要协同一致，停止工作，不再受雇主指挥，那时的资本制度。马上就要瓦解;于是五金的工人,自由管理、自由操作;农作的农夫，可以自由使用田土,自由生产谷物,自由去把它分享享用”(《罢工的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还把工人运动狭隘的看成是组织工会。并且认为只有工会才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唯一组织：“劳动运动之步骤，不外(一)、在劳动界内组织行会。(二)、由行会组织工业联合会。(三)、集合行业组织全省联合会。(四)、由各省联合会组织全国工业总会。(五)、谋东西劳动会之成立进而与万国劳动会携手。”(《实际的劳动运动》)。无政府主义者的黄兼生(黄凌霜)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不敢加以肯定：“至将来新社会之改造，利用强权乎,抑乎自由组合,自己管理乎?则视吾人劳动之效力与能率而定。”(《实际的劳动运动》)。
但无论如何，即使是站在今日回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年代,刘石心等人编辑出版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通俗刊物——《劳动者》,其文章中有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观点,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无可非议的是，《劳动者》向工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阶级教育，积极鼓励和革命宣传,最早译载了《国际歌》。他对中国革命的推动起到了号角的积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刘石心等人首先鼓动工人们对反动军阀莫荣新以驱逐,号召他们尽快的组织起来，团结陈炯明赶走莫荣新。
莫荣新,广西桂平江口盘石村人。一八五三年——一九三六年，原籍广东东莞。先任广东督军,一九一八年八月任中华民国广东军政府陆军部长。在广东民众一片反对声中,于一九二〇年被迫去上海。但却对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无礼其极。猖狂叫嚣：“孙某的政府，空头政府也。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就是这个莫荣新,在广东督军任上,处处与孙中山先生为敌。中山先生想编练新军，派出人员至各地募兵。莫荣新下令到处驱逐逮捕，甚至杀害。李福林兼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派出排长等数人招募兵员,在广九铁路附近的石龙招募新兵五十多人，到达广州。莫荣新得知后，派桂军游击统领邓文辉将李福林派出以及招募到的数十人尽数拘捕。并诬以为匪。孙中山先生派人保释,以求和解。莫荣新竟命令将这些志士悉数枪决。孙中山先生严责莫荣新惩治部下这一行为,向军政府谢罪,但莫荣新置之不理。
刘石心等人的宣传鼓动，无疑对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莫大的支持。
“社会主义同盟”，除去广州外,天津、上海、杭州等地也有”社会主义同盟”。佩刚是上海社会主义同盟的重要成员，沈仲九是杭州社会主义同盟的发起人。刘石心、梁冰弦自外地回到广州后，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长。而这时,那对俄国(苏联)夫妇因为与陈独秀的思想有更多的共识,便主要与陈独秀接近，与梁冰弦、刘石心等人逐渐疏远。有一次，陈独秀召集在广州的社会主义同盟的成员开会，并作讲话。他讲到:外地的社会主义同盟都取消了，无政府主义也不是什么政党。为了统一思想和行动，必须统一组织，成立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只有加入共产党!其他组织,都是没有政治前途且不被承认的。
当时,梁冰弦及刘石心等人对于陈独秀的这番讲话，对他的政治观点并不理解，也不认同。在迷惘之余,刘石心和梁冰弦提笔写信，相询远在上海的好友、刘石心的姐夫、笔名克劳的郑佩刚。郑佩刚回信说:这种政治抉择你们自作主张!目前全国都是如此,共产党组织筹备建立了起来。这种政治选择没必要问我，你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也就算了……。就这样，刘石心、梁冰弦等人离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劳动者》刊物也因此停刊。
一九二二年,刘石心赴法国留学，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回国，主要是抱着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才远涉重洋去到法国的。留学期间，开始由陈炯明提供经费。陈炯明下野后,经济来源的断绝,不得不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各项费用支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暂时无力参加社会活动。
刘石心所留学的学校名称为: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中华民国成立前，我国留法学生很少。一九〇六年以后,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合作创办了中华印字局,编印《新世纪》、《世界画报》、《世界丛书》，用书报的形式，向国人介绍西欧文化、思想。一九一一年，蔡子民、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等人,在北京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办留法预备班。几个月的时间，报名赴法国留学的人员达到百余人。中间，因为欧洲战事爆发，留学事宜被迫停止发展。当时在法国的蔡子民、汪精卫,与李石曾、法国巴黎大学的欧乐、法国上议院职员爱友、下议院议员穆岱等发起华法教育会,设立会所于巴黎信教自由会,从事中法教育事业运动，出刊并发行旅欧杂志。其编辑为蔡子民、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曾仲鸣、李圣章,李晓生负责发行。欧洲战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法教育会选送勤工俭学生源到法国,以勤工为创收手段，达到求学之目的。陆续到达法国的学生,达两千多人。其中的家境贫寒学生,却被分配到工厂做工;其中稍微富裕的学生，则进入中学肄业。但大家居住地点各自分散，还没有专为我国留学生而设立的高等学院。一九一九年秋，吴稚晖在国内书写海外留学协议,提倡以国内创办大学的经费,办大学于国外，并为之奔走呼号。声称国外教材容易提供、获得,环境较优越，而且可免于政治动荡、学潮的干扰。吴稚晖把这一构想，用信函告诉在法国的汪精卫和李石曾,二人表示赞同。李石曾赶到法国里昂，拜访了市长爱友人,共同商议在巴黎开设大学事宜。恰好里昂国立大学校长刚刚由中国考察教育情况回到法国,听说了这一建议，写信说:与其开设大学在巴黎繁华地段,不如创办在里昂。里昂的大学中所开设的分科及高等专门学校,都还没有完备。而且校址附近山岗有许多废弃不用的兵营可以利用。于是,李石曾就与法国教育当局申报,法国方面答应给予一定的津贴费用,并提出可以利用圣底爱黎兵营为校舍。李石曾立即回国筹备款项,而此时中国南方也正在积极创办西南大学,正好一拍即合，把所要设立的里昂中法大学作为西南大学海外部。他从所领到的国民政府开办西南大学经费拨出一部分,作为里昂那达修茸校舍之用。民国政府承诺年供给办学经费法币十万法郎。后来,因为国内政局动荡，几经波折，总算学校办成。
刘石心受邀于吴稚晖,远渡重洋，来到由吴稚晖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就读。当时,副校长是褚民谊,秘书长曾仲鸣。
里昂中法大学由于是旧营房改造而成,四外有炮楼的厚壁高墙,所以很坚固。大礼堂后边有两千年前的罗马古迹,老藤缠绕，苔点斑驳,使人常生思古之幽情。刘石心在这所大学就读，其聪慧的头脑，掌握知识之迅捷，迅速成为在留法学生中的佼佼者,深得吴稚晖校长的赏识。
到了一九二四年，刘石心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还担任过厦门《民钟日报》主编和广东中山大学讲师。
多年后，郑佩刚先生在晚年曾写下一篇文章《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一番回顾和阐述。他写道：“我的青年时代，恰恰处于二十世纪初期，全世界、全中国都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革命爱国志士纷纷向西洋、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吃了不少苦头。作为动荡年代的目击者,有责任响应党的号召，把当时一些史实记录下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当年,在科学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之前,早已有各色各样的社会革命新思潮被介绍到我国。无政府主义也算是较早传入的一种社会改革理论。……十九世纪,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深化，迫使人们设法找寻出路，改革社会,以求解决人类彻底解放的问题。于是各种招牌的社会主义到处发芽滋长。这些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中，有一种叫做无政府共产主义，虽然有一个笼笼统统的共产主义目标: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工具(国家、政党)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民主、人类个性彻底解放的大同社会。但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纲领、策略，则没有明确指出。这个无政府共产主义有集权共产主义、工团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名目。由于他在揭露批判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合理、戳穿统治阶级丑恶面目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所以无政府主义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以后就经由法国、日本而传到中国。较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早了十多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送来的。……”
五、政坛上的探索
刘石心由最初的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迷惘，到哥哥师复的启发和循循善诱，成为一名旨在救国救民的无政府主义者，为实践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大声呐喊疾呼。在种种挫折面前，他也几度彷徨，几度苦恼。为了生计，也为了社会变革的理想实现，刘石心受亲友推荐，步入了政坛。
一九二四年,刘石心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广州的工人运动主要已形成三股势力。一是已成立三年左右的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人代表会,是左派。二是国民党的广东总工会,属于右派。该工会由胡汉民操纵，具体负责人是马超俊。马超俊是从檀香山回国的华侨，曾做过洗碗工。此人能说会道，胡汉民非常欣赏他，后来竟官至国民党的劳工部长。广东总工会并没有多少产业工人参加，它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家,是当时有名的”老板工会”。在与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人代表会的辩论中，常居下风。三是刘石心等人的广州机器工会。而刘石心等人的广州机器工会则处于不左不右的中间位置,但他却被排斥在合法的工会系统之外。这是因为,当局有意排挤、搞垮机器工会。思来想去，他们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按照农工厅规定，只有产业工会才准予注册,才能合法存在。机器工会是职业工会，而非产业工会，所以不予注册。但因为机器工会赢得了民心、拥护，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具备了一定的实力，高潮时曾达到三万多人。所以,机器工会在逆境中并没有垮台，而是顽强的存活了下来。
广州机器业原来有一个机器总会。由檀香山的华侨出资，盖了个建筑物，作为接待回国华侨之用，具有会馆的性质。
之前,梁一宇、李德轩等志同道合者，已经在机器行业组织了一个”互劳俱乐部”。刘石心等人便到那里讲演，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风雨无阻。大家在团队方面做了一些分工，每人分工讲一个或几个题目。帮助互劳俱乐部培训了一批有朝气、有理想、倾向革命、思想进步的青年工人。使之成为工会骨干，还帮助他们建立工人子弟学校，出版宣传品。后来,广州机器行业工会，即是在互劳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
直到陈秋霖的弟弟陈孚木接任了农工厅厅长,热情相邀，请刘石心到农工厅出任秘书，并动员刘石心加入国民党。陈孚木与刘石心是相熟的老朋友，知道刘石心对工人运动有兴趣，对工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于是,找到刘石心说：“现在不同往时,做工人运动，想不跟政府打交道是走不通的。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过问你。入农工厅多少可以替劳工运动尽点力。为什么一定不做官呢？至于入党，不过是例行手续,是不足介意的。”刘石心想起成立有多年历史的机器工会，由于国民党歧视,始终未准立案注册。于是,就试探性的问陈孚木对这件事的态度。陈孚木肯定地回答：“要做有力支持!”至此,刘石心从政决心才下。刘石心出于生存需要，违背了自己不做官、不入政党的信条。为此条件的诱惑则提出,须以准许机器工会合法注册才应允。这样,双方达成协议，机器工会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刘石心步上政坛第一步的成果。
取得合法地位后的机器工会，通常由李德轩出面主持工作，刘石心在政界暗中策应支持。刘石心为机器工会的发展壮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包括每月二百四十元的薪金的大部分都提供给机器工会作为活动经费。
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由合作走向分裂、对立。广州机器工会与国民党的广东总工会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刘石心等人审时度势，以广州机器工会为基础骨干力量,成立了”革命工人联合会”。刘石心利用在农工厅担任秘书的有利条件，去分化瓦解和拉拢国民党的广东总工会的下属组织,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不久后，由于农工厅厅长陈孚木因故去职,(农工厅本来是扶助农工的机关，但是国民党已向右转，陈孚木的国民党左派姿态不适合当时的政治局要求，在陈木孚在职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他不赞成使用镇压手段平息风起云涌的工潮，广州国民党的政治分会认为农工厅太软弱，要调来武夫旅长祝万当厅长,展开高压政策，陈孚木被迫辞职。)刘石心也离开了农工厅。但国民党的广东总工会操纵者胡汉民却因为刘石心对其组织的瓦解行为怀恨在心，处心积虑的欲置刘石心于死地。在其骨干成员李大能的挑唆下，生出一条毒计:诬陷刘石心是共产党人，要杀掉刘石心!幸亏由正派知名人士吴稚晖作保,刘石心才幸免于难。
广州机器工会在李德轩、朱静把持下,完全丧失了革命立场和气节，很快就与国民党右派合流，站到革命的对立面——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一九二七年底,这些组织与国民党右派一道，参加了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的行动。广州机器工会彻底反动了，他的另一成员钱耀,也被国民党右派收买，为了每月八百元的薪水当了立法委员。
刘石心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三民主义信仰者，实质上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在形式上加入了国民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而其妻子刘蕙纕则加入国民党比刘石心要早，对三民主义的热情较高。而刘石心却由于其兄长师复的关系，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机会、有条件接触并看到革命党的进步刊物,故此对孙中山先生充满了深切的景仰之情。但自从接触到无政府主义之后，与三民主义相比较，刘石心感觉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并不彻底。并不能满足社会民众要求，是不能解决民生问题的。但又觉得三民主义毕竟是朝向民生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是努力跨出的第一步。他看到国民党中的多数人并未有跨进这第一步的决心,国民党的改组就好像病人输进了新鲜血液，一时朝气蓬勃，叫人兴奋，但并非治本之策。此时的刘石心依然认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必然有助于民生主义的实现，但刘石心却自始至终对无政府主义情有独钟。
这时的国民党已分化出现了左右两派。刘石心步入政坛第一部的农工厅厅长陈孚木是国民党左派,但刘石心却保持着超然的态度，既不加入左派阵营，也不加入右派阵营。
一九二六年冬，刘石心离开农工厅不久，又转到建设厅当秘书。当时的建设厅厅长曾养甫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在国民党中是右派。刘石心与曾养甫本不相识，是刘石心夫人刘蕙纕的同事刘嘉彤向曾养甫推荐的。
刘石心之妻刘蕙纕,原籍福建省闽侯县，祖上到广东工作，故此落籍广东省番禺县。其父亲刘定之,曾任广东省政府师爷。母亲陶季荪,是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后升任校长。刘蕙纕有姊妹四人,刘蕙纕与刘石心于一九二四年在厦门结婚。当时刘蕙纕在厦门厦南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员,刘石心在厦门鼓浪屿《民钟日报》当主编,思想上受刘石心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一九二六年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长兼广东省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长的何香凝及刘蕙纕的姐姐刘蘅静(妇女部干事)二人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任助理干事，跟着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的邓颖超学习并从事妇女运动工作。
一九二七年初，何香凝调刘蕙纕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运动讲习所当教务主任(所长由何香凝兼任,原教务处长史德华辞职。)并负责编辑《妇女之声》半月刊。这个讲习所只有职员三人，除教务主任外，有总务主任兼宿监刘嘉彤,书记黎佩伦(刘嘉彤是中华民国国大代表)。初任建设厅长的曾养甫身边缺秘书，让刘嘉彤推荐。刘嘉彤对刘蕙纕说：“曾养甫年纪轻轻委出个厅长，手忙脚乱，到处找人物色秘书。我知道石心刚从农工厅出来，陈孚木说他是个好助手。所以曾养甫同意找你谈的。”从刘嘉彤口中了解到，曾养甫得到举荐后，也曾对刘石心做了一定的了解,知道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曾养甫问刘蕙纕：“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组织？”刘嘉彤告诉曾养甫：“无政府主义者并无组织。但秘书要用亲信的人，你和他(刘石心)思想不相同，但可以用它。”这样,过了几天曾养甫委托刘嘉彤通过刘蕙纕约刘石心见面。曾养甫又亲自找到刘蕙纕，说刘嘉彤建议他请刘石心做秘书。刘石心开始时并不想接受这一职务，主要是担心帮助一个素不相识、并无感情基础的人做事会有困难。后经反复权衡:自己正在离职失业中，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上会有困难。因此，刘石心接受了建设厅秘书这一职务。
曾养甫并没带多少人进建设厅，除总务科长外都没有变动。另一个秘书霍宝树此时还在美国，要几个月后才归国。曾养甫是学矿冶工程专业的,刚刚接任建设厅长时，工作热情很高，拟定了很多工作计划交由刘石心研究。但是建设厅根本没有实际可用建设投资经费。在当时,建设厅的任何工作建设计划必须附有切实可行的筹款方案，才能达成现实。否则即使建设计划在省务会议通过也是落实不了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国民党的所谓建设、所谓民生只是空谈而已。
当时的建设厅是没有党务纠纷的机关，国共纠纷似乎与他无关。但厅长曾养甫身居国民党右派重要职务,身兼国民党建设厅长和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他的主要工作是侧重于党务工作，每天只有很少的时间到建设厅，有时竟日不来。除了布置建设厅公事之外,从不与刘石心谈党务工作。一九二九年四月，南京国民党当局发动”清党”，南京、上海闹得翻天覆地,社会上各种谣言满天飞，人心浮动，惶惶不安。谁都感到浩劫难免，人人自危。但广州”清党”将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其波及范围怎样？出现什么结果?谁也难以预料。刘石心曾当面问厅长曾养甫,她也只是摇摇头说：“事态严重!很难说。”南京发动”清党”后几天，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也发动”清党”，曾养甫此时成了个大忙人，整天坐镇在省党部里，好几天都没到建设厅露面。广州”清党”开始后，有几件事使刘石心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一是改组工会。”清党”时凡是市内被认为有共产党色彩的工会全部被解散了。其中有两个总合性的”全国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此时交由国民党政治分会下令派人去改组，刘石心的名字赫然在册。这一举动是国民党出于政治需要，为了装点门面表示还需要群众的意思。这当然是沽名钓誉、故作姿态而已。所谓”全国总工会”在北伐军攻克武昌时，已全部迁往武汉，在广州只留下一个空会所，根本不可能由广州工会改组。至于”广州工人代表会”和他旗下的许多工会被解散后很成问题。主要是,这些组织的会员群众受到极大的迫害。如果真正让他们改组恢复是有事实上的需要，但实际上政治分会是不可能同意让”广东工人代表会”复活,必欲取缔而后快!既然不许”广东工人代表会”复活，又口口声声改组，岂不是欲盖弥彰、掩耳盗铃、故作姿态?因此这项工作就僵化在了那里，而不能实质性进行。两个会所在”清党”时已由警察查封，刘石心等由国民党政治分会派出的改组成员也就无事可做，只能任由警察看守了事。
二是改组国民党市党部。国民党政治分会又下令改组省市党部，刘石心名列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改组委员成员之中。刘石心参加过二次此类内容的会议，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适宜从事此类工作。国民党省市党部改组的目的,是停止原有的市委会工作，对全市国民党员进行检查并重新登记，已备正式成立新的常委会。刘石心通过观察了解，意识到这些改组委员是表面亲热有加，暗中勾心斗角;见面嘻嘻哈哈，背后互争权势。各自为自己的执行委员梦忙碌。反观自我，刘石心暗暗好笑，他是没有做过党的活动的人，根本不需要、也无力与人竞争。故此，在例行敷衍过两次会议后，便借故不再去开会。
三是成立国民党”广州市清党会”。其后省市成立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由国民党政治分会委派的”广州市清党会”，刘石心的名字赫然在册。从根本上讲，对于国民党的所谓”清党”活动，刘石心在思想上是有抵触情绪的。自从加入国民党，始终对参加国民党的相关活动无兴趣。但对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刘石心看来，其对中国、对国民党都有益处，他至少可以促进民生主义的实现。而”清党”活动，说明在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右派势力抬头，大有压倒革新势力的趋势。这就标志着国民党的倒退,民众组织被摧残了，人民自由被剥夺了，大量进步爱国热血青年被杀。刘石心为中国的未来前途、为国民党的未来前途而担忧、伤感。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岂能积极投身于其中呢?感觉非常的矛盾。”清党”活动开始后的广州人人自危,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慨。自己既然不能公开反对，拒不奉命,甚至提请”群联”就更不可能。要是真的那样做了，无异于授人口实，授人以柄，为自己招来不测之祸!只得采取消极怠工的形式,为势所迫，例行参加有关会议。但在参加两次会议后，就参照应付改组市党部一样,托故不再出席会议和参与相关活动。
国民党”市清党会”，由李家英把持。李家英何许人也?这个李家英思想反动，他是广州的国民党反动组织、被誉为东家工会的”广东总工会”。这是一个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代表会对立的工会，李家英就是这个组织的后台，同时他又是国民党第四军军部的政治负责人。他假借政治势力把持着国民党广州市”清党会”,擅作威福,把广州市上下闹得乌烟瘴气。有人曾责备刘石心不该采取消极态度,而应积极参加活动，在其组织内主持并伸张正义，以期达到补偏救正的效果。实事求是的讲，刘石心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首先，自己仗义执言于事无补，犹如螳臂挡车，反而会累及自己及家人。再有就是讲究斗争策略，暗中对革命力量给予同情并支持。以至于被人诬为共产党,几乎送了性命。
上述三件事刘石心名列其中，不得不参与，是建设厅厅长曾养甫提名的。从主观上讲，曾养甫对刘石心的才干、人品，通过一段时间工作上的考察了解,是认可甚至是赏识的。凡大事提名安排刘石心参加，是旨在提拔重用刘石心的好意。当年在国民党内部,有一股习气，就是对于自己身边亲近之人，只要遇有机会就加以提拔重用，以便形成自己的人际网和官员圈子。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恰好说明刘石心在曾养甫面前赢得了信任，被视作自己人。正是这种所谓的好心使用、提拔，却并未收到好的效果，而是事得其反，再次将刘石心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再次被人诬为共产党，又一次险些丧命。
这次事件仍和上次在农工厅任职期间，对工人运动的支持有关。是被诬为共产党的再次和继续。
当时,广州的劳工组织有两个对立的综合性工会。一个是”广东工人代表会”，一个是”广东总工会”。还有一个是”广东机器工会”，是成立最早的工会，原先带有颇浓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但到后来，它受到国民党和军阀李福林的拉拢腐蚀,机器工会逐渐变了质，它表面上既不加入红色的”广东工人代表会”，也不加入国民党操控下的”广东总工会”。但它实际上是倾向于国民党右派并在无形中受到李福林的控制。此外还有一些个游离性小工会，既不愿加入”广东工人代表会”，也不肯隶属”广东总工会”，主要是嫌弃”广东总工会”声名狼藉。国民党”清党”,”广东工人代表会”属下的工会全部被摧残，不能正常开展活动。而”广东总工会”却受到政治力量支持，它趁势而起，要统一全省工人运动组织，首先受到压力的、面临被蚕食命运的是这些弱小的工会。至于原属”广东工人代表会”下面的工会会员群众，此时处境更加困难。一面受广东国民党党部的报复;一面受”广东总工会”纠察队的滋扰破坏。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他们加入”广东总工会”属下的组织,这是广东工人运动极度黑暗的时期。摆在”广东工人代表会”的出路，为了抗拒”广东总工会”的压迫，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内部团结起来，成立一个联合性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保护自己的生存并力图发展壮大。
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人代表会”的革命需要,富有正义感并同情共产党的刘石心审时度势。他认为:他们的要求如此迫切，酝酿得如此积极，自己正是利用身处政界为之尽力、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工作目标的大好机会。故此，刘石心对这一项工作拟定了二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就是充分酝酿、协调，力促那些现在忍受着”广东总工会”压力的游离小工会走向联合，成立一个综合性组织”革命工人联合会”;第二步，帮助现在没有组织、处于游离态的劳动工人分别成立自己的工会，并参加到”革命工人联合会”中来。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刘石心成功的协调，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新组建的”革命工人联合会”从规模到声势都大大的超越了”广东省总工会”,使它统一并称霸于全省工人运动的美梦化为泡影。自然也就形成了”革命工人联合会”与”广东总工会”之间矛盾对立的局面。”广东总工会”的人经过调查了解，知道”革命工人联合会”的幕后推手是刘石心,因而对刘石心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司机发难、报复。
“广东总工会”对付”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阴谋行动是在”广州市清党会”决定并展开的。指控”革命工人联合会”是支持、掩护共产党红色工会的组织，诬陷刘石心是共产党人!此时的刘石心还挂着”清党”委员的名义，但依然被认定为共产党人，成为被清除、被消灭的对象。但刘石心因为一向不主动过问”市清党会”的事,加之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致对这种恶毒阴谋、恶毒行动还蒙在鼓里，毫无所知。以至于李家英把整治刘石心和”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方案酝酿准备成熟，把案子提交到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刘石心仍然毫无所知。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听信李家英等人的一面之词，就下令公安局执行解散”革命工人联合会”及其所有新成立的属会，也没有把行动理由、原因向社会公布，以至于谁也不知道是”广东省总工会”和”广州市清党会”在背后搞的鬼。刘石心的共党分子一案由于上层有人说情，国民党政治分会只得暂时以证据不足为由而搁置下来。刘石心对此一直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直到一年多后才弄清楚。
多年后，刘石心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深有感触的说：“我这次参加广东工运，帮助劳工组织革命工人联合会，人家批评我不自量力。诚然,我是不自量力。第一,这工作只有少数人孤军奋斗，并没有正确的党团力量的支持。第二，在政治上没做上层活动，不曾使的政治分会有相当的了解。第三，在广东政治场面上人物中，没有尝试寻求可能的支持者。曾养甫在清党后不久就到南京去了,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情况没有让他明了，求取他的支持。第四,劳工运动必须劳工自身有充分觉悟才能组成有力量的组织。清党后劳工备受打击迫害，有如惊弓之鸟，只知寻求援助，还没有把牺牲奋斗的决心培养起来。表面看这组合虽是大,真正力量拿不出来。第五，革命工人联合会的组成仅仅依赖群众一时的热情，但缺乏正确的领导，未能引导这个组织走向正确方向，把群众力量发挥出来。
再说,我不止是不量立,我还缺乏远见。清党后的国民党不是逐步向右转，而是一百八十度向右转的。这个党已经完全给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了!扶助农工政策已全被抛弃了!他是不再要群众拥护，而且惧怕群众的了。在这样局势之下，这个反动政府能允许一个真正劳工福利庞大组织存在吗？即使没有与”广东省总工会”间的矛盾，没有李家英的阴谋,迟早总要遭受摧毁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的命运是先天注定，只能昙花一现，不可能在恶劣形势下长久存在的!这是基本上阶级性的矛盾，是无可避免的。我在当时对于这一点还是非常模糊，没有彻底的觉察到，我的阶级觉悟是太浅薄了。……”
当时,”革命工人联合会”解散后，好心的朋友们纷纷劝刘石心离开广州，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外出暂避风头。但刘石心对被人污蔑为共党分子一事还全无所知,所以他对朋友们的意见并未采纳。几乎有一整年的时间，刘石心依然在广州，并没有离开。只是由于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的辞职，刘石心也从秘书岗位辞职,担任了粤汉铁路员工子弟学校校长职务，以图养家糊口。
一九二八年暑假后，刘石心忽然接到姐夫章警秋从南京的来信，主要内容是吴稚晖让及时转告刘石心:你已被控告为共产党人，情势险恶，要立刻离开广州到南京去!收信后，刘石心稍做安排料理，就去了南京。此时，刘石心才对”革命工人联合会”解散过程中，”市清党会”里控告刘石心与”革命工人联合会”的密切关系，是幕后推手;”革命工人联合会”解散后，刘石心共党分子一案只是搁置，但并未了结;”清党会”已经把此案上报给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情况有所了解。刘石心还了解到，控告他的案子高达几十宗!连不出席”清党会”，也成为他是共产党的佐证之一。”广东总工会”还另外有信给胡汉民，胡汉民坚持对刘石心严办!胡汉民说：“清党委员是共产党，罪加一等!”又说：“此人不除，广东工运无澄清之日。”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吴稚晖以其身份和影响力,阐述其与刘石心是里昂中法大学师生关系(一九一九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发起并组织勤工俭学会，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先后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朱德、邓小平等，刘石心也是学生之一)。力保刘石心不是共产党。胡汉民碍着吴稚晖的面子和影响力，不好再坚持惩办刘石心，只好结案，刘石心才得以死里逃生。
一九二八年冬，刘石心受吴稚晖举荐,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跟随在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身边，为张静江处理省政府文书，代理会见来客,并陪同他往来于南京、杭州。
张静江虽是国民党高官，但他对国民党党部有很大的成见。虽然兼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却不与浙江省国民党省党部来往。同时也不喜欢他的属下工作人员做党的活动。故此,虽然曾养甫推荐刘石心担任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去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了他参选多一张选票)，但刘石心考虑到与张静江的关系，加之本身对党务活动并不感兴趣，所以始终并未赴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到并出席。尽管曾养甫对此十分不满，在刘石心看来，以其说是个性,但更多的是气节和品格!
一九三0年秋，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沈士远辞职,张静江钦点刘石心暂时代理政府秘书长职务。当年冬季，张静江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赴南京专任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刘石心随张静江一并离开浙江省，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参事。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洛阳，各机关留京部分设留守办事处。刘石心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留守办事处主任。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秘书长蔡增基辞职,张静江委任刘石心接任秘书长职务,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离开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
刘石心自从离开广东到杭州当秘书，就结束了早年参加工人运动的生活。虽然他没有勇气舍身犯险投身革命，但他同情工人革命运动，利用其在政界的合法身份，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积极的利用合法政界身份推动了利国利民的实业建设。
当年吴稚晖建议刘石心到杭州任职时，曾对刘石心说：“张静江是真心想做实际建设工作的，跟他去做事可以学到点新东西。中国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贫穷,生产落后。人民幸福是提不起来的，主要还是要搞物质建设。”这与刘石心头脑中早已形成的实业救国思想相吻合。于是,刘石心在浙江省政府和建设委员会任职时，尽心尽力的辅佐张静江从事实业建设。在杭州建成了一条杭江铁路(浙赣铁路浙江境内段);在建设委员会建成了南京及戚墅堰两个发电厂;建成了淮南和长兴两个煤矿;建成了淮南铁路;建成了上海电机制造厂。刘石心自信满满的认为，从一九二八年到杭州至一九三六年回广州这八年多的政界时光,是在建设第一、建设至上、实业救国理念下度过的，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所从事的建设成就收益最大的是电厂和煤矿，这些事业资产所积累的价值非常可观。然而,这引起了中国头号买办阶级代表人物、国民政府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注意。他垂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搞成的这些家当，必欲得之而后快，贪婪地力图据为己有。为此，宋子文利用自己在国民政府的特殊背景、身份和工商业的影响力，开始行动了。首先,他得到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前任事业处处长霍宝树的助力。霍宝树曾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任事业处处长，对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事业实现及张静江的决策风格，乃至心理特点非常了解。霍宝树为讨好宋子文，积极为宋子文出谋划策。他为宋子文分析:张静江业已年老体弱，事业心虽强，但他担心一旦退职之后，这些已建成了、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事业可能会毁于一旦。这是张静江的最大心理软肋，宋子文对此深表赞同。
于是,霍宝树主动请缨，表示为宋子文办成此事效犬马之劳。霍宝树找到张静江，游说张静江。对张静江提出化公产为私产的计划，劝说张静江认清形势，权衡利弊,把建设委员会已完成的几项事业成果，让渡给政商大亨宋子文，由宋子文组织银团备价买进，国营企业改成私营企业。
张静江在权衡过程中，对这一化公为私的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刘石心斗胆对张静江进言说：“这是违反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遗教导的。大规模的企业，利润丰厚的企业，只应由私营逐渐收归国有，改成公营。绝无将国营事业改成私营的道理!比如电厂、铁路,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专营事业，更不应交给私人经营。”刘石心苦口婆心、苦苦谏言相劝，请张静江慎重考虑，万不要”铸成大错”。但是张静江先入为主，他自有一套主张。他对刘石心以招商局为例，认定中国的国营事业不会有好结果。与其辛苦艰难办成的事业将来被人弄糟，何如交给私人经营?而且举手间的化公为私，为国家增加一笔巨额现金收入有什么不好？
刘石心知道张静江是铁了心要答应这一交易，感觉自己人微言轻，无力扭转,只好借故离开了建设委员会。
在刘石心离开建设委员会后的几个月，宋子文的银团只出资二、三千万元就把建设委员会的那几宗大家当囊括去了,堪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的经典案例。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经典案例。
刘石心辞去建设委员会的职务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回到广州在市长曾养甫手下任广州市政府社会兼教育局局长。
陈济棠反蒋独立失败后,南京政府对广东政局重新作出安排，由曾养甫出任广州市市长。刘石心到广州市社会教育局任局长职务，就是曾养甫题名，事前并未与刘石心商谈、征求意见。事情对刘石心来说既意外,又突然。从职务上来说，刘石心的新任职务是降级了，薪水也减少了，是一种损失。但刘石心考虑到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与宋子文间的化公为私计划是势在必行、不可阻挡的事，自己如继续身在其中，作为此项目的反对者，反而又去执行这一计划、项目的话,那也太尴尬了!因此，刘石心还是接受了曾养甫的任命。
广州市社会兼教育局，由原有的社会局和教育局合并而成。内分五科:1总务科。2, 社团注册及纠纷调解科。3.社会救济及慈善公益科。4.社会教育科。5.学校教育科。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一些省市的社会局是兼有国民党党务特定性质的事务，也就是具有一定的特务机构性质。但独有广州市是另类，那类特务性质的职能是归属在公安局。广州市社会兼教育局，只限五个科室业务内容。如后来开办的社会壮丁训练和保甲培训，都是由广州市政府另组机构，并未归入社会局职能。
社会兼教育局中的社会行政部分，与教育部分的比重极不平衡。在人员和经费的分配上，教育部门占了绝大部分，社会行政经费不及其十分之一。所谓社会局之称谓有名无实，以至于根本无法履行社会职能，无法推进相关工作。刘石心对此常常向曾养甫抱怨，一副牢骚满腹之态。但对于教育工作，刘石心既信心满满，又投入了巨大的工作热情，在教育方面工作颇有建树。当时,广州市是一个有人口一百多万的大型城市，市立小学在全市有一百所，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六、七万人。而且基本上是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明显滞后，只有六所中学。就是这市立小学规模能够达到一百所,刘石心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刘石心在担任社会兼教育局局长的同时，还兼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特派员。在陈济棠闹反蒋独立时，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国民党，曾经有一个以反蒋独立为宗旨的右派、名曰”新国民党”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随着陈济棠反蒋独立的失败，以陈济棠倒台、”新国民党”销声匿迹而告结束。这次南京政府委派出特派员，其主要任务就是旨在彻底扫除这个”新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影响,重新建立南京系统的国民党，实行党员登记，准备成立正式的国民党市执委会。两年过去，党员登记做到了，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沦陷，正式的国民党党部也没有弄出来。
回到广州履新职的刘石心，心气最重的工作是办社会局和教育工作。对于国民党驻广州市特派员一职，刘石心感到困惑和不解。按照曾养甫对刘石心的解释，是为了便于市政府和市党部两方面的密切联系和保持政策上的一致。社会局局长不仅要兼职任特派员，而且要兼任市党部的民训科科长一职。这个任职应该是上下同意无异见的,但事实并非这样。市党部那边却推荐了罗伟疆兼任民训科科长,虽然排斥刘石心，市党部对曾养甫却阳奉阴违。刘石心自己认为，兼任民训科长根本没有必要。他这个社会局兼教育局局长管理着广州市六所中学、一百所小学，工作量就已足够大，已无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管理过问市党部的事情。因此,市党部那边提出由罗伟疆来兼任民训科科长,刘石心马上爽快的表示赞成。从此之后，刘石心与市党部之间保持了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距离感。每周市党部召开的例会，刘石心多数参加，但绝不干预市党部内部事务，很超脱。
再上一年度也就是一九二七年改组广州市国民党党部时，刘石心就对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恶劣作风有所了解，并非常反感。当时因为时间短，只了解一个大概。而这次,刘石心耳闻目睹了更加明显而激烈的内讧。这个班底，尤其是国民党市党部当权的人，如:主委、常委、书记长、科长等,为了争权夺利，千方百计的争取对党员和民众组织的控制权。对于市内的工商团体、青年团体，一有机会就借故派出指导员，深入活动，甚至人为的制造纠纷，然后强迫改组。有时在同一个团体内，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帮派力量，互相间做对抗性活动。有一次，在一个工会会员大会上，两派人马言语不合，以至于演变成双方的激烈殴斗，大打出手。双方,一方是来自民训科罗伟疆,另一方是来自市党部常务委员邢森舟。结果双方人马都被市公安局抓获并关押起来。刘石心对腐朽的国民党生出极大的厌恶。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广州市就开始遭受长期的空袭。一九三八年秋,刘石心之妻刘蕙纕出任广州市立初级中学校长。开学数周,日寇迫近，广州各中小学校被迫停课疏散，刘蕙纕去了香港。再后,广州市沦陷。刘石心随国民党广州市政府退到广宁县。曾养甫打算在西江一带对日寇打游击,因余汉谋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广州市国民党政府被迫解散。刘石心因父亲病重，由广宁县去香港探视病中的父亲。几个月后父亲刘柄常因医治无效，不幸在香港逝世。
六、战乱岁月办教育
从政的坎坷，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黑暗,加之日寇入侵，刘石心一颗火热的救国之心和其无政府共产主义救中国的政治包袱一起湮灭。此时的刘石心思想上一度消沉。
在无聊、困惑之中，刘石心一天忽然收到曾养甫从国民党新首都重庆的来电。曾养甫在来电中要求刘石心尽快赶往重庆。他告诉刘石心，由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南洋反华。一九三九年五月，泰国教育部即大量封闭华侨学校。其中包括曼谷中华中学、黄魂中学和新民中学。到十二月，被封闭的华侨学校多达二百八十五所,造成七百多名高、初中华侨学生失学,侨胞不得已纷纷将辍学子女送回国内。许多华侨学生被迫滞留、集中在云南昆明一带。泰国中华中学校长姚蔚生、黄魂中学校长张亦静和新民中学校长纪宏良相继来到昆明。为安置失学华侨学生继续上学,三位校长决定联合筹办一所华侨中学。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日，成立办校筹委会。
云南省教育厅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的意见，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侨委会一致认为:很有必要设立一所专门招收归国”侨生”的国立华侨中学。借此即可体现对归国侨生的关怀，也可激发广大侨民和侨生的爱国热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440次国务会议作出决议,并经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签字,批准教育部正式筹设国立华侨中学。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行政院通过筹设国立华侨中学案。备案审查委员会指派刘石心、陈宗周、刘清齐为国立华侨中学筹备委员，刘石心任筹备主任。
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云南建立学校收容归国侨生,并拨付开办费以及补助费国币五万元。由刘石心去云南代表国民政府教育部去筹办华侨中学。按开办二十个班，经常费全年预算为二十四万元。刘石心见又有了报效国家、发挥个人才智的机会，欣然允诺。于一九四O年初到达重庆。刘石心在重庆得知,国民政府第440次会议已批准教育部在云南省保山县筹设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在曾养甫面授机宜并经国民政府领取相关文书,刘石心由重庆赶往云南昆明。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一日，刘石心等筹备委员一路车马劳顿,风尘仆仆,按照办校筹委会调研后的决定,认为保山县地处边远,较为安全，且地处滇缅公路要冲,交通运输方便，有利于华侨子女回国就学。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在云南保山县建立基地,着手筹办国民政府”国立第一华侨中学”。
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电刘石心委员：“国立华侨中学设在保山颇为适宜”。肯定了刘石心等人辛苦调研的成绩。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六日，刘石心和刘清齐抵达保山,与保山县城外的”腾冲会馆”接触会谈,借用腾冲会馆和会馆公寓之”白鹤观”、”玄帝观”、”宝禄阁”、”玉书亭”为校舍。刘石心先后凭借自己和华侨教育界的关系，立即延聘教职员,搭班子。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努力，国民政府”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于一九四O年五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是年侨生四百五十八名。刘石心因曾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正式被任命为校长。
稍事安顿，刘石心迎来了娇妻刘蕙纕和六个儿女。他们一起赶赴云南保山县”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一家人就此再度团聚。刘蕙纕发挥自己的才智，出任初中三年级教员，担任教育课程(后来兼职女生管理员)。
国立第一华侨中学教职员大致如下:
校长:刘石心
教务主任:黎昌仁 刘云樵(一九四二年起)
训育主任:宋达邦(前任) 戴景坤(后任)
王英杰(体育部主任)
教师:潘礼三(物理)、何志恒(数学)、张权衡(数学)、孙乐君(化学)、孙启秀(化学)、莫君彤(生物、英文)、刘稚苓(国文)、谭祖荫(英文)、黄锦均(英文)、陈文觉(英文)、莫霭冰(英文)、苗文辑(英文)、张xx(英文)、周玉瑛(英文)、汤飞(音乐)、胡海沙(美术)、雷素琼(美术)、苏桐凤(体育)、董端庆、王炯熙、何淑英、何xx、谢华清、王景痒(英文)、王继光(英文)、蔡惠强(英文)、梁仲菌(童子军教练)、胡宝善、倪国馨(数学)、刘蕙纕(女生指导)、徐素秋(医务)、李华((军训教官)、陈俊德(军训教官)、田xx(军训教官)、林如(美术)、马维忠(历史、地理)、保国富(英文、当地驻军军官)、陈燮民(总务)、吴素文(图书)、xxx(音乐)。
一九四一年,经教育部决定，保山育侨中学并入国立华侨第一中学。在建校之初，物资匮乏,经费短缺，人心浮动，但经过刘石心校长率全体教职员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终使学校初步具备办学条件。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四二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五月四日,日寇派飞机轰炸保山，全城变为一片废墟、焦土。当时,保山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为了纪念建校两周年,举办体育运动会。时值体育比赛后休息时，二十七架日本飞机突然窜至学校上空。悍然向校园运动场上休息的师生们投弹,狂轰滥炸，并使用机枪扫射。顿时,校内断枝碎体，血肉横飞，惨叫、哭喊、呻吟声响成一片，现场惨不忍睹。校长刘石心随即迅速组织学生紧急疏散，离校避难，抢救伤者。
事后查明,部分校舍被炸毁,两座宿舍起火焚烧。造成侨生死亡十五人，其中女生死亡十三人，男生死亡二人,伤者十数人。
这时,在中缅边境的远征军被日寇包围,被迫仓皇撤退,日寇尾随追击。公路上军车、货车阻塞,人心慌慌，保山驻防的旅长和县长都逃跑了，无影无踪。
对于保山国立华侨中学惨遭日机轰炸事件,五十年后的一九九二年,当时的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体育部主任王英杰,在”纪念保山国立华侨中学惨遭日机轰炸五十周年”大会上回忆: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保山国立华侨第一中学举行首届运动会，这是同学们渴望已久的日子。
提到运动、体育锻炼，侨中同学一向很积极,大家深刻认识:练好身体，抗日卫国。我刚从昆明转到保山这偏僻县城工作,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深恐一腔发展体育活动的理想遇到一群懒得动腿脚的学生。谁料这批侨生，哨子一吹，一涌而来，无需我费口舌发动鼓励。加上他们对祖国保山风景气候美好条件感到亲切之情,平日爬山、游泳、体操、球类都爱好。好些同学提锻炼就急不可耐，甚至不穿运动鞋，赤脚就上操场,可见锻炼热情之高。
运动会借城西太保山脚下部队的练兵操场上举行。稍事整修，消出来了一块三百平方米的田径场,跑、跳、投项目都可使用。我第一次亲自筹办运动会，遇上校领导很重视，以之纪念校庆两周年，做了充分准备。布置了会场，邀请了有关部门及保山师范学校、保山中学等。同学们要为班级争光，要汇报自己成绩，眼看着他们个个跃跃欲试,几个月筹备过程，忘了出汗劳累，忘了焦急心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运动会由刘石心校长亲自主持，开幕式组织的严肃隆重，运动员行动整齐，精神抖擞。彩旗飘扬，全体同学固然参加。当地驻军的整齐队伍和县城居民扶老携幼前来参观，把场地团团围住，整个运动会显得热烈紧凑。
锻炼有素的运动员返校吃午饭，准备小憩后下午再比赛，刘石心校长在主席台上设宴慰勉全体裁判老师，用饭的裁判老师正高兴的议论比赛的热烈场面，介绍各项成绩和一些裁判纠纷趣闻。忽然听到异常沉重的飞机声，我心想:这不好!随声望去，只见一群日寇的重轰炸机，已散出一大片闪亮数不清的炸弹。有人误以为是传单,并高喊：“散传单了!”我立即喊道：“不!炸弹!敌机!快疏散!快!快!”大家立即就地伏在主席台附近，我伏在一棵大树下，心想:灭绝人性的日寇，又来轰炸保山了。突然一阵强烈的爆炸声，地都动了，有些东西落到我身上。这份轰雷般的颤抖迅速过去了。我赶快爬起，只见全城腾起灰土。浓浓的火焰笼罩了，隐隐听到一片惨痛呼叫。
面前主席台上的设备、锦旗、一切都乱了，飞了，跑道线不清了,场上多少炸弹坑。听说校医大夫中伤了，我立即想起了学校、学生、家人,心神很乱。正在踌躇,茫然之际,忽然又传来了那沉重的飞机声，赶快望去，还是那个方向，那群日寇飞机又散下了一大片闪亮杀人的炸弹。铺天盖地从天空直落而下，人们被迫只好又伏到地上。
我心想，任凭我们死活，中国人对这个仇是一定要报，海外炎黄子孙还要回国，抗日报仇的人会更多。……
台北林君长回忆:血债
……常常是正在上课中，警报一响，便夹着课本往山上跑。只有我们的校长刘石心，他始终守着学校,在校园里挖一个土坑，蹲在里面，从来不往山上跑，我们师生无不为他担心。
刘石心校长的镇定，使学校继续上课，……运动选手和各班级啦啦队都回学校吃中饭后,正在休息，准备下午再去保山运动场比赛的时候，忽然机声隆隆，但没有警报发出。所以我们都以为是中美空军飞虎队赴缅甸助战归来,很多同学还在校园里鼓掌欢迎呢!……一股勇气涌上心头，我毫无考虑的又冲回学校里,。往女生宿舍跑去，想看看燃烧的情形和救火。
没有想到我跑到女生宿舍时，刘校长已经先我而到了，他看见我便大声喊：“快!快来救火!”
接着校长就叫我找来一根断了半截的木柱子，两人合力抬起木柱，把女生宿舍的土墙一块一块的撞掉。使火势不致烧到大厨房来，免得波及全校。当那堵墙被撞倒的时候，天呀!宿舍里竟有许多被火烧得吱吱有声的尸体!那都是我们的女同学啊!
我永远忘不了那景像!人被烧得像黑炭，卷曲成一团,烧绽的皮肉,不时喷出油来，人油又着火燃烧成一条条的火花;又一股股人体烧焦的味儿，扑鼻而来，令人难以忍耐。至今犹难忘那股味儿。我回头看刘校长，只见他泪流满面!呆视着那惨状。……刘校长召集老师开紧急会议……
刘校长为了学生的安全，就在第三天上午,宣布学校停课，各师生自想办法向昆明逃难，到昆明向侨委会办事处报到，等待复校。我们五百余师生,就这样踏上逃难之途……
国立第一华侨师生被迫逃离保山县,全校师生沦为难民。昆明黄土坡中法大学施以援手,成立了难民接待站，供给全体逃难师生食宿(中法大学时任校长党书华,文学院长罗喜闻)。国立华侨第一中学师生暂时居住于昆明市中发中学。国立华侨第一中学被炸并造成重大伤亡的消息，迅速传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责令云南省教育厅及国立华侨第一中学校长刘石心迁往贵州。刘石心责成学校训育主任戴景昆及夫人吴质文到贵阳寻觅考察校址。经贵州省教育厅全力协助，新校址选择得到了贵州省清镇县教育局及时任乡长郭荫孔等人的大力支持。刘石心校长拍板决定并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侨务委员会，将”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从云南保山迁至贵州清镇五里乡。同年夏天，经中华民国教育部及侨务委员会批准，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从保山迁至贵州省清镇县五里桥(今贵阳市观山湖区百花湖乡),校本部设在高堡。
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陈立夫致电国立第一华侨中学校长刘石心：“校址迁黔，姑予照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陈树人致函(五百七十一号)陈立夫：“刘石心先生来电谓校舍已觅定在清镇，即日出发，迄转陈部长赐予同意。”经陈立夫教育部部长批准后，学校即立即着手迁黔。
一九四二年秋，学校在黔开学后的学生共六百二十三人,其中本地学生近百人。侨生有来自缅甸、印度、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及港澳地区等。华侨一中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完成迁校五里桥的，当时贵阳到五里桥没有公路，交通十分不便。校舍分三处，最远相距三华里多。当时全校共有十四个班，教室包括当时的国民中心小学在内，只有六间房。只好上、下午轮流上课，没有寒暑假。后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三十万元，才在山上新建了八间教室、七间学生宿舍和一个礼堂。都是茅草竹木结构，十分简陋。但校舍依然不够用，只好将初中部两个年级的教室安排在平堡的旧庙中;初中部男生宿舍全部安排在江家堡的观音堂庙中。这样校本部在商堡，观音堂是初中男生宿舍,相距约一华里半;初中部有两个年级在本堡,距观音堂约二华里,三地相距约三华里多。教室的课桌是用一块约二米长、三十多公分宽的木板,凳子同样长，每排坐五人。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教育投入有限，再加上几次辗转搬迁，从保山到昆明，又到贵州，学校又曾遭日本飞机轰炸,教学设备损失惨重，到五里桥时已经一无所有。因此上课没有实验、没有模型、标本,没有任何教学仪器。幸好在学校正式开课前，得到徐悲鸿先生为国立华侨第一中学图书馆举行了一次义卖画展(徐悲鸿大师与校长刘石心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旧交)。加上保山国立华侨第一中学被轰炸时，正值徐悲鸿大师在云南,亲眼目睹了学生们流离失所的惨状。又获悉国立华侨第一中学在保山被日寇飞机轰炸后,学生连基本的阅读资料都没有。因此,徐悲鸿大师应昔日好友、校长刘石心所求,决定来贵阳为国立华侨第一中学举行义卖展览。这次展览是贵州贵阳空前规模的大型画展，在山城引起了轰动，义卖所卖颇丰。这样，国立华侨一中在五里桥开学不久便有了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十月正式开课。
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刘石心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60570号)称：“……现与贵州省府教育厅洽妥，择清镇五里乡为校址,员生均已到达，新校已复课……”。到此,国立第一华侨中学才正式在贵州清镇五里桥三堡村立足。把罹难同学的骨灰安葬在新校园的后址,安葬仪式由校长刘石心亲自担任主祭,仪式虽简单但十分严肃悲壮。好多同学泣不成声，师生们对日寇更是同仇敌忾。
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湘、桂发起进攻，贵阳被迫疏散。按照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安排,从保山到贵阳共培养了高中毕业生四百余人的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并入重庆附近的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刘石心的校长职务就此终结。
之后，刘石心赶到重庆，在以曾养甫为部长的国民政府交通部担任参事。到了一九四五年，曾养甫从交通部辞职，刘石心也一并离开交通部。日寇投降后，刘石心于一九四六年又回到了南京。
七、弃政从商慰丹心
抗战胜利了,刘石心天真的认为,国民党虽说腐败，风气不正，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则是中国复兴的好机会。他真挚的希望,国民党南京政府能顺应民意，顺应时代潮流，与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携手共同建设好自己的祖国!但严酷的事实使他很快认识到自己美好想法的天真。他看到:国民党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胆大妄为,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对于国民党寄于复兴国家的厚望破灭了，继之产生了苟安心理。他认为,多年日寇的践踏，多年的抗战，使人民痛苦不堪。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理应力求安定，不要战争，和平建国。他真诚的希望，国共两党间的和谈不要破裂，能切实谈出成效来。如果能组建联合政府，或者划疆分治，全力建设，中国就还有复兴的希望!这也是哥哥师复所热切希望的。可令刘石心大失所望的是,国共和谈破裂，内战打起，人民重蹈战火之中。
蒋介石居然悍然发起内战，又搞垮了金融。法币垮了，金圆券出笼。国民政府不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强制人民必须尽其所有，兑成金圆券。但金圆券的使用仅维持了一、两个月又垮了。国民政府一面打内战牺牲人民的生命，一面又劫掠人民的财产，人民手中的金圆券却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在连续两次大的金融风波中，包括刘石心在内，几乎无人不受损失。无奈之下，刘石心保留了在南京的房子一年的租金，交由妻子刘蕙纕带家人回广州维持生活。
至此,刘石心决定不再做官，不到令人厌恶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里去混差事了。恰在此时，原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一度担任过校长的李石曾,念及旧谊,盛邀刘石心到上海农工银行和上海世界书局工作。当时,刘石心对这两个单位认为是商业和文化性质，并非官场。从挽救金融乃至于个人生活计，刘石心答应从事这项工作。
李石曾是农工银行和世界书局的董事长，以前曾担任过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刘石心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工作时，李石曾是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四六年夏,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经理调动职务,经理一职暂时空缺。刘石心曾经在杭州工作过两年时间，工作关系，与李石曾相熟，彼此印象很好。故此,在李石曾心目中，刘石心是这个经理职务的上上人选。开始，刘石心推脱说自己从未做过生意，业务不熟悉。李石曾则说：“行里还有个副经理，是主管业务的。不需要担心营业方面的事。”话到此处，刘石心就对农工银行经理职务欣然接受了。 一九四七年又从杭州调到上海当协理。一九四八年，上海世界书局的总经理辞职，李石曾又把刘石心调到世界书局。这个书局规模较大，印刷设备较为先进，但由于世界书局员工太多，开支大。当内战日紧,在战乱影响下，收入短绌。无奈，只得依靠举债购买纸张、油墨、发工资。处于亏损状态，入不敷出，书局经营已到崩溃边缘。勉强维持到一九四九年初，随着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穷途末路,世界书局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借贷无门。鉴于此，刘石心在与世界书局员工充分酝酿、协商的基础上，经员工同意，把世界书局的经营权交给了世界书局员工组织委员会,世界书局董事会获得通过。刘石心把世界书局总经理职权交给了由员工选出的员工委员会,自己辞去职务,回到农工银行。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诞生在即。为避战乱和家人的安全，刘石心让妻子刘蕙纕携一家老幼回广州。到一月底，刘石心妻儿老小一家返抵广州(大儿子刘古在杭州浙江大学，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大女儿刘洪，原名刘宓,在北京中法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前离校参加解放军)。刘蕙纕回到广州后，安排儿子刘汉入广雅中学,女儿刘洪入执信中学，刘安、刘定入市立第九小学。刘石心选择独自留在上海。
当时,广州社会秩序已混乱不堪，那些达官贵人挤满了酒楼茶室、娱乐场所，醉生梦死，充满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无奈。国民党特务四处横行，随时拘捕青年工人和学生，弄得人心惶惶。物价涨得比上海还快，人民怨声载道。
将近学生放暑假时，刘石心的儿子刘汉因为参加了进步的学生活动，时时去参加会议。刘蕙纕怕他们遇到危险，就叫刘汉把他的那些从事进步活动的同学约到家里会谈,以避开国民党特务们的眼线。而到了暑假时，儿子刘汉有一批同学先后到香港从事革命活动。于是,刘蕙纕就让刘汉也赶去香港,住到他叔叔刘子平家中(刘子平是香港华民政务司的退休职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解放军上海军管会派军事代表陈同志来到上海农工银行，了解工作情况。分别同全体员会会面,走访群众，重点了解银行的资金来源、查看股东名册，掌握业务实况等。刘石心倾其所知，详细的把银行的全面情况向军代表陈同志作了汇报。军代表陈同志代表解放军军管会，先后在银行内部召集过几次全体员工大会，以及提高思想觉悟、思想认识的学习会。
农工银行在营业方面，在解放后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影响，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私营银行的经营空间受到压缩，其无力与国有银行开展业务竞争。同其他私营银行一样，大都不景气。私有经营是没有出路的，银行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年后提出了裁减职员计划。刘石心因为职务是协理，属于闲职,理应先行淘汰。经过总经理核准，刘石心提出的辞呈得到核准，于一九五O年五月离开了农工银行。
八、心系祖国赤子情
上海解放后，刘石心妻叔刘子平要求刘蕙纕搬家去往香港。以避开即将到来的广州战火，并介绍刘蕙纕担任酒楼工会工人子弟第二小学教务主任。
从就业和安全考虑，刘蕙纕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搬家来到香港，租用九龙钻石山农家房子居住。安排儿子刘汉和女儿刘宏入香岛中学,女儿刘安、刘定入酒楼工会工人子弟第二小学。同年十一月，一向从事进步青年学生革命活动的儿子刘汉在广州解放后，到深圳考上了解放军文工团，回国参加了解放军。
远在香港的刘石心之妻刘蕙纕，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到酒楼工会工人子弟第二小学工作。刚刚工作时，刘蕙纕感觉得心应手，很满意。学校里的学生全是工人子弟，淳朴可爱;同事间彼此团结合作，校长刘荫(香港酒楼茶室总工会理事长)对刘蕙纕表现的也很信任，一切似乎顺利进行中。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一九五O年暑假，校长刘荫就拿着女儿刘安给同学的一封信，到香港教育司控告刘蕙纕是共产党。由于堂兄刘叔庄的保证，教育司未批准把刘蕙纕带走按共产党关押!但是责令女儿刘安退学(刘安给同学的信上说：“广州、广州解放了!真高兴!希望香港也解放)。十三岁的女儿刘安,因此被迫离校。
广州的解放，香港人心慌慌，导致物价飞涨。刘石心在港家人单纯依靠妻子刘蕙纕一人的教书工资，难以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开销，感到捉襟见肘，生活拮据。于是,妻子刘蕙纕致函刘石心,打算搬家回国，叮嘱刘石心在农工银行的工作结束，即赴香港商议。刘石心在辞职手续办结后，先赶赴北京探看了已经参加革命、参加了解放军的长女刘洪和女婿张维。然后于一九五O年八月赶赴香港。
在赴港的路上，刘石心从北京一路南下，所见所闻无不令人鼓舞。人民群众参加了土改运动，分到了土地，时而能听到群众欢快的吟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使刘石心感慨万千:哥哥师复为了民族解放，人民翻身幸福，为之奋斗了一生;自己从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开始，所做每一件事，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刘石心想到这里，他感到非常兴奋。他充分认识到了国民党的穷途末路。他记得,上海解放时的所见所闻，对自己的冲击力非常之大。一是解放前夕的金圆券风波把人民害苦了,国民党政府忙着把物资搬往台湾，一些不良资本家趁势投机倒把，导致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奇缺，直接闹起了粮荒。国民党政府只打苍蝇，不问老虎，如孔祥熙儿子的”扬子公司”，是囤积居奇的大户。但国民政府却置之不问，任其逍遥法外。普通小市民手上持有一块银元就是死罪，可吃的物品被抢购一空。民众生活除大资本家外，普遍艰难困苦，食不果腹，限于绝境之中。反动军警大街横行，到处捉人，弄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许多青年莫名其妙的失踪。当解放军迫进长江时，民众大多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解放军和新政权上了。南京解放后一个多月，上海也获得了解放，解放军昂然进入市区。刘石心见到的解放军第一张安民告示就是”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事实也正是如此，解放军说到了，也做到了。一向被国民党当局宣传、描述成杀人放火的队伍，在人民群众面前竟是如此的秋毫无犯、亲切和蔼!刘石心顿时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这才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上海解放后的一年时间里，刘石心积极参加军管会组织的学习会，每天读报、看新华书店的宣传小册子。对共产党的新政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刘石心认识到:共产党确实做得好!做得对!令人心服口服。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才能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推翻打倒,才能实现民族复兴。这些从青年时代起想做而又做不到，或不敢做的事，共产党人真的做到了!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当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绝大多数是贫农，没有土地，世世代代给地主、富农当牛做马，温饱却得不到。现在共产党给人民翻了身，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念及于此，刘石心有获得新生的感觉。
刘石心从北京一路南下，经广州到达香港。当时广州、香港之间的旅行，双方都还是自由进出，并不需要任何手续。只是非广东籍的人员在香港入口时受到相当的限制。刘石心一路风尘仆仆赶到香港时，适值长子刘古从浙江大学刚刚毕业,来香港探视母亲、弟妹们。但刘古的假期将满，第二天就要返回内地。刘石心与长子刘古之间，只有一晚时间父子相聚，共商家人今后安排。
在刘石心看来，这个家族迟早都要重新回到祖国，回到内地，祖国才是根。因为儿女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返回祖国接受教育，用双手和知识去报效、建设祖国!但考虑到马上返回内地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自己夫妇二人毕竟是多年混迹于旧社会的人，在新社会、新政权下，估计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那样一来生活将成为问题。于是,与长子刘古一番倾心之谈以后,刘石心决定采纳大儿子刘古的建议，让他这个回到浙江大学任助教的兄长，先把刘宏、刘安两个妹妹带回杭州入学。亲戚家人以后合适的时候再搬家回内地。刘宏、刘安在兄长刘古的安排下，入了杭州私立宏道女子中学。
这次香港省亲之旅，刘石心并未见到次子刘汉。因为刘汉在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时，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香港的亲友和街坊邻居听说刘石心来香港了，纷纷前来看望刘石心。并好奇的向刘石心打听大陆的情况,这在刘石心看来是很正常的。那时在香港生活的人，大多对祖国的情况了解不多，有的还受到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刘石心告诉他们:有一个基本问题是必须弄明白的。那就是共产党之所以由弱到强打垮并战胜国民党，不能单独把它看成是军事因素所致!比军事因素更重要的是人心,是政治!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有正确的主义，有高明的领导，有实事求是、符合国情、民情的政策，并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所以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才造成他在军事上的优势的，从而打垮蒋介石的。众亲友和街坊邻居们听了刘石心一番透彻的分析和讲述，大家都感到很新奇。因为当时这些身处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众,当时并不明白人民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人还以为国民党会反攻大陆，并不明白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是因为被人民唾弃所致!是人们都站在共产党一边所致。这些在殖民地生活久了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受到资本主义所左右，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人民是有极大革命需要的，人民参加革命、拥护共产党有其必然性。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要革命,是单纯的要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就好像过去军阀混战一般。今天我打倒你，明天你打倒我。刘石心入情入理的向他们指出，中国人民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世世代代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他们是有着强烈的革命需要的。但是受到了千百年来封建政治势力的压迫，共产党顺应民意，为人民利益而为，发动农民运动，用实际行动唤醒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人们一经觉悟，革命就像野火般迅速蔓延起来。解放区的人民固然拥护共产党,接近解放区的人无不倾心于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加速解放。大家听了刘石心的话，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共产党的革命是人们所需要的。现在全国解放了，全国人民都拥护共产党，绝不会允许蒋介石的国民党卷土重来!
在刘石心的亲戚中，最关心刘石心一家人的莫过于妻子刘蕙纕的叔父刘子平。他先是在香港收留了刘石心的妻子、儿女在香港生活、工作，继而在刘石心有举家迁回内地的想法时，力劝刘石心夫妇不要太急躁，暂且留在香港从长计议。刘子平，以香港华民政务司退休职员身份的人脉关系，为刘石心介绍了在香港教书的工作。刘石心去香港耀山小学当教务主任。刘子平很具爱国心，广州解放后，他很有意思搬回广州居住。为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他于一九五O年汇了数千元港币，存入广州国华银行，同时又买了国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刘石心也存了些钱在广州国华银行并买入了国债，以示自己的爱国行动。
刘石心在香港耀山小学任教务主任，薪水较低，勉强维持生活。一九五一年，叔父刘子平又介绍刘石心到香港东华三院义校当教员，待遇较优。刘石心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连续在这家学校教了九年书。
期间，刘石心之妻刘蕙纕考虑到儿子刘古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在浙江大学担任助教)，工资不足维持自己以及两个妹妹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当时的私立学校是收学费的)，就从香港给广州国华银行汇了港币一千二百元(后来转存中国人民银行华侨服务部)，隔若干时间就写信给银行，请他们代提一些钱汇去杭州给两个女儿。
一九五二年春季结业，刘蕙纕接到香港酒楼工会工人子弟第二小学校长刘荫的解聘信函。信中,刘荫校长只说调整人事，经香港教育司报批同意,解聘工作。以后不得在香港从事教师工作!经查证得知，这个校长刘荫上次没有告倒刘蕙纕，因为有堂兄刘叔庄担保，且证据不足。这次,刘荫煞费苦心，必欲除之而后快，竟然伪造证件，告发刘蕙纕是共产党!无奈，离职后的刘蕙纕只得在家里学习裁缝工作以补贴家用。为节省房租，经与刘石心商议,全家租赁了位于九龙钻石山华园路的一块菜地，建筑了一间腊青纸顶的平房居住，建筑费用支出港币一千多元。因收入拮据，无奈向叔叔刘子平借款港币一千元，分期归还。
一九五六年的香港《大公报》载:祖国欢迎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回国观光探亲。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刘石心夫妇异常兴奋，认为阖家团圆指日可待。此时，几个女儿纷纷来信，鼓励刘石心夫妇回国，看看新中国的大好面貌。女儿刘宏和女婿也要由泉州来广州见面;女儿刘安刚刚在杭州高中毕业，并考取了北京大学，也要到广州来;儿子刘汉已由部队复员，住在广州芳村表姨郑德菱家中。这是与儿女们相聚的大好时机，于是,刘石心夫妇开始盘算着广州之行。
遗憾的是，香港教育司站在敌视新中国的立场上，规定:教员如果回国，就会被解聘。所以,身为教师，为了保住饭碗就不敢回国。这样,尚在教师岗位的刘石心就不能与妻子刘蕙纕同往广州与儿女们见面。当暑假到来时，刘蕙纕自己回到广州与亲人们相聚。
这次广州之行，刘蕙纕感到特别开心快乐，因为不只是亲人间的久别重逢，同时亲眼目睹了祖国解放后和解放前相对比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州这座知名古城,不但有很多新的建设成就，而且以前一切坏的东西都消失了。广州,给人的印象是治安良好，秩序稳定，街道整洁，物价稳定，人们的态度友善、诚恳、谦虚。解放前那些昂首阔步、趾高气扬的洋鬼子，大摇大摆、作威作福的官僚、买单，擦脂抹粉的太太、小姐们都看不见了;赌博没有了，娼妓销声匿迹了!祖国变得如此之好，这是在香港所想象不到的。真的如歌词所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刘蕙纕及家人暂住在广州市芳村隆昌中街十五号二楼刘石心外甥女郑德菱家中。他的父亲郑佩刚也住在这里,还有刘石心的二姐刘抱蜀,她是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来的。在所接触的所有亲戚和儿女中，大家对新的人民政府非常拥护，对新生活都非常热爱，非常感恩和敬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下所取得的成就。
有一天，刘蕙纕在黄沙马路上偶遇老朋友黄艺博夫妇。多年不见，意外相逢，惊喜不已。刘蕙纕有着海外游子般的心境，感慨良多，并向黄艺博夫妇通报了在芳村暂住的地址，约他们有时间前来一聚。第二天，黄艺博夫妇就如约前来探望。黄艺博也曾在国民政府里做过官，当过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通过深入交谈，了解到黄艺博对中国共产党是敬佩和心悦诚服的,新旧社会对比，高下优劣立判。黄艺博说：“中国从来不曾有过像现在这样有效能为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政府，你应该多回来”。并让捎信盛邀刘石心等亲友们也回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许多事情没见到是不会相信的。这次会谈对刘蕙纕思想触动很大，感到共产党确实得人心!所幸的是,儿女们有的参加了解放军，有的为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工作，在为人民服务，是走对了路，跟对了人。
一九五七年暑假，儿子刘汉来到香港。刘汉向刘石心夫妇及亲友认真的阐述并解释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恳请各位亲友在香港期间为祖国尽可能多做些有益的工作。并诚邀妈妈刘蕙纕与他一起回广州，去见广州市统战部徐科长和在广州市参事室工作的黄艺博。刘汉了解刘石心夫妇在香港的情况以及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干事、妈妈刘蕙纕的同事刘蘅静在台湾的情形,有争取刘蘅静之意。为此，刘蕙纕和儿子刘汉到北京看望女儿刘洪。一个多月后，在返港之前，在广州应邀会见了广州市统战部徐科长和黄艺博。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沟通。
一九五八年暑假，刘蕙纕送女儿刘定回广州考暨南大学。再次与广州市统战部的黄主任、刘同志、李同志进行了会见和交流;寒假时,在广州再次与统战部的刘、李两位同志会面交谈。
一九五九年刘石心在香港从学校教师岗位上退休。九月份，刘石心夫妇踏上了广州之行。时隔十三年，刘石心又回到了久别的广州。经过故旧黄艺博老朋友联系，刘石心夫妇会见了广州市统战部浦戈同志。在过去的九年之中，刘夫石心妇一直和广州市委统战部、黄艺博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把一些情况和思想及时向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汇报、沟通,先后书信往来达百余封。所谈内容都是刘石心夫妇在港期间所获知的有关台湾和香港的事情;广州统战部也通过黄艺博给刘石心夫妇回信，并作出指示。
这次会谈之后，刘石心夫妇每年回广州一、两次，由黄艺博牵线,与广州统战部浦戈同志、于本吉同志会面面谈,并根据广州市委统战部的指示加以落实。
在香港的十多年中，刘石心夫妇始终挂念着祖国，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只要一有机会，就向在港亲友、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
在台湾的亲友刘蘅静与刘蕙纕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她在写给刘蕙纕的信中，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个刘蘅静是当年刘蕙纕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时的姐姐和同事,彼此姐妹情深，与秘书邓颖超一起，共同在何香凝领导下工作。她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因她母亲居住在香港，刘蘅静常常往来于台湾和香港之间。但是自一九五三年其母赴台湾定居后，就未到过香港。实际上，在台湾的政界官员大多对生活和台湾前途是悲观失望的。伴随着失望、失落，人往往变得越来越迷信，没有了理想信仰和精神寄托，只得把余生和未来寄托在神佛身上。遇到事情往往不再主动争取，主动作为，而是常说”让上帝安排”。刘蕙纕就在信中向她刘蘅静谈及自己的儿女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工作都好。告诉她不要听信谣言，尤其不要对美帝抱有幻想，诚恳邀请她前来香港了解情况面谈。同时，凡有熟人去台湾，刘蕙纕就委托向姐姐刘蘅静转告一些新中国在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进步和建设成就。刘蘅静还是心有所触动的，曾一度表态说想来香港探亲。可能是出于胆怯和政治上的考量，不敢申请离开台湾，一直就未再来过香港。刘蘅静也曾盛邀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去台湾，还谈及李石曾邀刘石心赴台发展，但都被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婉言谢绝了。
事隔十三年，刘石心重又踏上广州的土地，耳闻目睹，感触良多。他在谈到这次广州之行时说：“这次回国观光探亲，感到身心愉快!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亲眼看到祖国完全改了旧观，社会秩序十分良好。人们夜不闭户，街道清洁，苍蝇几乎绝迹了。人们态度诚恳热情。大街上，除了交通警察外，不见有武装巡查。反动派说，共产党执政,中国变成了警察国家，显然完全是造谣。我在市郊游览，到处看到崭新的建筑，学校、展览馆、工厂很多。广州过去不是工业都市，现在轻工业、重工业都建设起来。我不禁想起在建设厅时，有不少建设计划，限于经费无着，都成了纸上空谈。现在共产党在短短几年间，把地方建设得那么好，叫我如何不佩服!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做工作的，跟国民党时代全不相同。这样显著的不同究竟是怎样原因做成的?当然人事上有极大的差别，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跟过去(国民党)昏庸老朽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人的因素之外还有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又比人事因素更为重要。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人民自己掌握政权跟政权落在资产阶级手里完全不同。”
刘石心还谈到：“一九五七年，蕙纕通过儿子刘汉及友人黄艺博的关系，跟广州统战部的同志联系。我这次回国也加入此联系，会见了统战部浦戈同志,后来又见过于本吉同志。他们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指示。鼓励我们力求进步，为国效力。自经过这次以后，每年我和蕙纕总回广州一、二次。每回来一次总会增加一点新的认识,对于在香港过着殖民地的生活更不耐烦了。我们时时讨论搬家、回国，儿女们也时时希望我们回国，我们留居香港,心中常感惭愧，我们看到祖国同胞都在努力建设新国家，中国到现在才出现良好的生活秩序，社会建设和物质生产在各地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展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功劳，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成果。除非不爱国，否则必须投回祖国的怀抱,。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这是我们回国的动机。”
一九六二年，刘石心夫妇卖掉了在香港九龙钻石山的房子,搬到九龙城福佬村道三十九号四楼、刘蕙纕的堂妹刘春宜家中。堂妹刘春宜是小学教师，堂妹夫朱澄基是香港天文台的职员。刘蕙纕继续做裁缝工作，刘石心做起了家庭补习教师。
九、回归祖国居香山
一九六六年春节后的一天,刘石心、刘蕙纕夫妇接到女儿刘定的信。刘定在信中，建议父母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回去参加祖国建设，立即搬家回国。并说她于一九六三年自广州暨南大学毕业后,政府分配来马池口中学当教师。在信中，刘定还告诉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在她的中学所在地马池口附近可以租到房子，以供居住。刘石心、刘蕙纕夫妇阅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故友黄艺博，告诉他决心回国，并请他代向广州市统战部同志请示。黄艺博立即复信说：“已和统战部通电话，他们说浦、于两位已离开广州，两位朋友要回国，凭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哪里都可以的。”得到广州市统战部明确的表态，刘石心夫妇最后下定了回归祖国的决心并付诸行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石心、刘蕙纕夫妇离开香港，怀着喜悦的心情、游子归来的心态，经祖国南大门深圳来到广州，入住华侨大厦。会见了故友黄艺博，并请他告诉统战部同志，将于六月三日离开广州北上。六月五日，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到达北京。在中华旅店小住两天后，便赶往马池口,住进兰世昌的西屋。并当即申请办理了入户手续，于七月二十九日领到北京市公安局发给的户口簿。荣幸的成为了北京市的市民。
刘蕙纕曾在回顾这一段生活历史时，感慨的说：“我原来是一个全心全意跟着孙中山，拥护三大政策的青年，一心以为三大政策能把中国引向幸福的生活。因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工作时，积极跟随何香凝、邓颖超等领导和同事,推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落实。然而,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捕杀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把大好的革命形势葬送了。国民党清党后，我逐渐变得心灰意冷，加上后来孩子一天天大了，就不想再在社会工作，一心放在家中。……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云南、贵州,隔于国民党报纸欺骗宣传,对中国共产党很不了解，对蒋介石反动政权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依然存有一部分幻想，直到伪国大时期国民党腐败之极，民怨沸腾，我才彻底看破了蒋介石政权，希望他赶快倒台。
一九四九年我到了香港，由于看到进步的书报，知道孙中山的理想已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完成。也认识到孙中山本身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必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走向共产主义，我很佩服中国共产党人毛主席。我们走错了路，在蒋介石反动政权之下工作，做他的帮凶，几十年所做的事，都是违背人民利益，剥削人民血汗，残害人民的，决心从此斩断这条罪恶的道路。一九五O年石心来港,我和他说好，我们从此要极力避免与旧时的朋友来往，不要参加他们的工作活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要再走反动的道路了。一九五一年培正中学请国文教员,有人说介绍石心去，我主张石心只教小学。理由是中学生会提问政治问题，自己思想陈腐，未经改造会毒害青年的(在香港凡与台湾有关的学校,我们也不去教书，宁愿教小学)。
我常常想回到祖国来，故先让儿女回国,我们随后就可以回来了。但是顾虑到我们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回到祖国会不易得到工作的，生活成问题，所以仍然留在香港。我选择了裁缝工作，一方面可以收入一点生活费，一方面学习一点小技能，准备有机会时可以为人民服务，也便于时时回到祖国来呼吸新的、纯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空气，和统战部联系，希望戴罪立功。
我在香港十多年，生活是比以前困难辛苦的，但所做工作是问心无愧的。不像以前那样做反动政府的帮凶，过剥削人民、残害人民的罪恶生活。可是我的思想习惯，仍然未改造过来，必要继续努力，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把世界观彻底改造过来。
过去我不理解我自己，在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时期，希望参加革命工作，又有机会跟了何香凝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学习妇女运动工作，何以国民党反动派清党之后，我不跟何、邓两位同志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而跟着反动政府过资产阶级的生活，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呢?现在我才明白是阶级立场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因女儿刘安临近分娩,刘石心、刘蕙纕夫妇来到位于北京香山刘安家中。四月,刘安产下女儿。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就帮女儿刘安照料家务和孩子。十月份,经过香山派出所同意，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将户口迁到了香山。
此后，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在北京过起了温馨而平静的家庭生活。除儿女外，只和一个老朋友交往。他就是刘石心当年在国立华侨第一中学任校长时，保山遭遇日本飞机轰炸，刘石心、刘蕙纕夫妇与在校师生员工被迫逃难,在昆明中法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罗喜闻。当年,刘石心感觉穷途末路之时，罗喜闻收留了刘石心等数百名师生，给予了极大的救助。患难之时见真情,这是刘石心、刘蕙纕夫妇没齿难忘之恩。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数百名师生的安危，堪比救命之恩。为此，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偶尔去看望罗喜闻。世事沧桑，几十年不见，一朝相聚情更浓，此乃人之常情。
十、倚踏青山赏夕阳
上世纪年六十代后期,在北京定居的刘石心曾感慨地回顾自己人生所走过的道路：“我少年时代曾经立志要做社会改革者，三十岁以前没有做官，没有加入政党……但接受了错误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从三十岁入国民党做官，到五十四岁上海解放,整整二十多年……上海解放，接触新事物，我开始思想的觉悟。知道过去走错了路，立下决心摆脱过去一切旧关系，革面洗心，重新做人。
我五十四岁到七十二岁间十八年间，是在香港教书为生，可说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不再过剥削阶级的生活。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旧的错误的坏思想绝不会轻易肃清得了。一九六六年我们争取回到祖国怀抱，耳闻目见，更加得到深的认识，我要加倍努力，加强思想的改造。……无政府主义，它给我深而且大的影响，……我以前还以为这是一种革命的思想，……它描绘一幅人类未来生活的远景，引人入胜，使人自我陶醉在这无可实现的远景中。……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空想。……现在我已返国，生活在新社会中。我已经把过去的一切旧社会的关系完全切断抛弃了。……毛主席是当代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现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发展。在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它是我国革命和建国的指路明灯。在世界革命进程中,它又是我国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帝、反殖、反修最大的思想武器。我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
晚年的刘石心在北京过上了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生活。刘石心性格豁达，心态平和。据刘石心儿媳卢洁钗回忆:一九六九年秋天，他们阖家到香山和刘石心、刘蕙纕夫妇一起住了好些日子。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刘石心无可避免的因为他的历史问题等受到群众组织的冲击。除历史问题群众组织不明真相外，因为他留居香港多年后归国，一些群众怀疑他是特务。刘石心除接受不时的被批斗、思想教育外，每天早晨要做适当的劳动，如扫马路。但他总是心态平和，正确对待，毫无怨言。儿媳卢洁钗问他,刘石心就说觉得为大家搞卫生很好,应该干。他确实很认真的、很用心的把马路清扫得很洁净。闲暇之时，还会和妻子刘蕙纕下棋娱乐。
刘石心儿媳卢洁钗的妈妈有每天早晨到广州北园酒家饮早茶的习惯。那里的茶客基本上是社会上的中下层老百姓。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天早晨，卢洁钗的妈妈回来说，在北园酒家饮早茶时,听到邻桌的茶客彼此聊天，曾提到过刘石心。那个人说，他以前曾听过刘石心的演讲，是他们听过的、有生以来最动人、最厉害的演讲。那时的刘石心，一定是在广州搞工人运动时，常常到工厂、工人一线去演讲,即街头演讲。在工厂门口，利用工人们下班的时候从工厂走出来的机会，搬上一张桌子，站在桌子上对工人们宣讲无政府共产主义，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开展工人运动，反抗剥削、压迫。每天在刘石心站立的桌子旁都会围上好多人、好几层。茶桌上那个人有关刘石心的聊天，绘声绘色。虽然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但他亲眼所见，讲述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说明刘石心的演讲水平很高，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说明刘石心等人搞工人运动深得人心，深入人心!
刘石心的外孙胡浩曾回忆: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一天，外公让我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我画的很差，但是基本上也有个鸡的形状。外公端详了一番我画的地图，就又让我在上面画出中国有哪些邻居。我记不全，画了大概有六、七个吧。然后外公就认真的告诉我，哪个画错了，接着又把其他的邻居补全。之后,就问我这些邻居中哪个是好邻居?哪个是坏邻居？我回答说，日本是坏邻居。外公听了点点头，说:中国有两个坏邻居。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日本。当时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小时候的教育里面，苏联都是特别让人向往的地方，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目标和榜样。外公见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就耐心的跟我讲，历史上俄罗斯都对中国做了哪些背信弃义的事情,侵占了中国多少土地，杀害了多少普通的中国人。这件事情对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历历在目。
刘石心的外孙张宏斌曾回忆: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姐七三年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从黑龙江回到北京,上学，阿公听说后很高兴。但是祝贺之后又说:青年学生去农村、工厂锻炼锻炼有好处，可以知道社会需求和自己的不足，学东西更有主动性。
晚年的刘石心,在颐养天年、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对他的人生经历、思想过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回顾。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段风起云涌的思想界、文化界经历者、见证人的身份,或自撰、或接受访谈，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做出尽可能详实的解说，诠释了一些历史悬疑。应该说，刘石心、刘蕙纕夫妇对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革命史、思想史，乃至广东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是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刘石心在北京做了《关于一九二O——一九二一年的广州地区无政府主义等活动情况》的口述，由谭康先生笔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刘石心谈及:谭祖荫说的在广州永汉北路光光眼镜店二楼设俱乐部的情况，与我回忆吻合。只是人员不止七个，而是十多个或二十多个。名字我已不能记忆。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后，虽常常与我们叙谈，但未曾建立过什么组织。既没有组织广东共产党，也没有组织社会主义大同盟广东分会。谭祖荫回忆是确实的。
因为我们那时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因之就有出版工人刊物之议。此刊物定名为《劳动者》，由俄国人出钱，大家写稿，我任编辑，梁皕川负责发行。没有个编辑部，我住在福泉新街的家就是编辑部。这个刊物编了好几期。
一九二O年冬，陈公博出面,在广东高师的一个大课堂里召开过一次有二百多人参加的会。到会的大多是高师、工专、农专等几个学校的学生，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批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会上,宣布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公博、谭植棠等。……原来两个俄国人同我们的关系是较融洽的。但陈独秀受陈炯明之聘来穗后,情况就起了变化。大概是二一年初或稍后一点。一次,陈独秀对梁冰弦说，全国的社会主义大同盟解散了，叫梁向我们传达。叫我们加入共产党。我当时年少气盛(广州地区二十多个无政府主义者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不过二十岁左右)，觉得这种奉命加入是一种压力，我就表示:你不尊重我，我也不买你的帐，人各有志，也各有自由，你们谁愿加入就加入，我受不了这口气。此后，俄国人就不再找我们，我们也不去找他们。我想,你来帮助中国搞革命,不能对我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劳动者》缺乏经费,也只好停刊。……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八月四日、八月五日、八月六日先后四次，为解开一些历史悬疑，同时为后世留下一笔珍贵的史料,谭康、沙东迅二人走访了刘石心先生(北京市北新桥香饵胡同五号)。根据刘石心先生的回忆记录进行了整理:……在辛亥革命前,师复因炸李准被判三年监。我十二岁入中学，这三年我每星期去探监，带许多旧书进去。还有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从香港运进来，我暗中交给师复。我同无政府主义发生关系就是从《新世纪》开始的，师复也教我。当时我们反对强权主义，认为凡是有政府组织都是野蛮、专制的,没有真民主。共和思想不合现实，革命就是推翻满清的专制政府，建立的政府不是真正的革命政府，而是政客的政府，不能寄希望于孙中山的革命，要注重社会革命。……
一九二O年春，我因在南洋印尼编辑《苏门答腊报》，宣传过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被南洋印尼当局逮捕，关了五十二天，又被驱逐出境，回到广州。……我是在民国八年(即一九一九年)七、八月份在广州见到两个俄国人的。一个叫米诺，四、五十岁，还有一位夫人;另一个晚了一点，年轻二十多岁。懂英语，名字我已忘记，可能是谭祖荫所说的perkin(波金)。是由梁冰弦介绍给我们认识的。两个俄国人对我们说:我们苏俄革命已告一段落，我们对亚洲有革命倾向的,要联络，希望帮助各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活动。我们听说俄国人来广州帮助我们搞革命，大家都很高兴。……我未曾听说过两个俄国人说要和我们建立广东共产党的事。广东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是陈独秀到广州后才开始的,而陈独秀是陈炯明打回广州后才来广东的。
大约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O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先在北京发起，但广州没有这个组织。对这个组织，广州有讲，有行动，但无手续。直到陈独秀来提出要组织广东共产党。要合作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退出合作，社会主义同盟的问题就不谈了。……陈独秀来了，米诺二人已走。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春，陈独秀统一了大权，组织了广东共产党。
……广州军事机关要除掉我，认为广州有刘石心依然搞不了，请示对付我的办法。在一次国民党的政治会议上，胡汉民提出刘石心非杀不可，否则阻碍国民党工会，刘石心是潜伏的共产党。(其实我不是共产党，但不加此罪名不能杀我),这次吴稚晖救了我一命，吴稚晖对胡汉民说:胡先生，你不了解刘石心，刘石心是我的学生，他是里昂大学的学生，我是校长，相处几年，我深知此人，虽然他对国民党有好多不了解，但并不反对国民党，说他是共产党要拿出证据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时年已八十七岁高龄的刘石心老先生,就历史上的一些悬疑问题回答了有关文史研究者的询问。在北京北新塔香饵胡同五号刘石心宅第,刘石心口述，儿子刘汉亲笔记录: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是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均切盼联系，以便了解和研究俄国革命，从而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广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曾计划在黄鹤声和黄凌霜两位英语较好的同志中,挑选一位,由大家筹款，派往苏俄进行联络。正在此时，京、津的同志传来信息，说苏联方面已分次派遣多人分赴我国北方以及中亚各国，争取各地同志联系合作。对我国方面，首先到达京、津,依次南下沪、杭,不久可到广州。我们派人之议因而未行。
苏俄同志南下，广州乃最后一站,主持人名米诺，约五十余岁，同行有一女同志，以夫妇面目出现。不久又有一青年同志到来，作为米诺助力。
米诺先至香港,与梁冰弦见面并由梁带回到广州，与当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密切联系。了解当地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宣传苏俄革命，表示希望联合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但未闻谈起组织广东共产党问题。所传由苏联同志集合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包括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黄鹤声、谭祖荫等建立广东共产党事与事实不符。当时,上述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向往苏俄革命，但思想多为脱离自由思想范畴。对于接受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尚有相当距离。米诺到广州联络同志，以至陈独秀到穗为止,中间数月,广州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处于各流派社会主义者进行联合的计议阶段。当时《劳动者》登有广东共产党传，然而以我记忆所及，不能断定确有这样组织，但陈公博这一班投机革命家多数是陈独秀学生，当时在陈独秀一枝独秀的时代，暗地里早就搞出一个名堂来玩，似乎也是大有可能的。不过这只是推测，实情如何，我是不清楚的。
陈炯明回师广州不久，陈独秀到了广州，提出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要求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律加入共产党。否则联合之事，即无需再议。陈独秀的做法，是在思想未臻一致的情况下,强行组织的统一。在当时很难为一般同志所接受，徒然造成对陈独秀专横作风的反感。事实上,京、津、鲁、汉、沪、杭各地社会主义联合的形势经过一度轰轰烈烈的筹划,早已由于同样波折次第解体。广州作为最后一站势难独异。当时广州同志曾在永汉北路一个俱乐部邀集同仁进行商讨,推举黄凌霜、黄鹤声、谭祖荫等为代表会见陈独秀。主张只搞联合宣传，不搞党的组织。但为陈独秀所拒绝。自此两派分道扬镳,联合的计议无形中止。《劳动者》开头几期是我负责编辑的。在联合解体前后，由于经费支绌停刊,我不久去了法国。……
现在重新业编的《劳动者》计十一、二期之多,据我记忆所及，我参加编辑的只有为数有限的几期。现在推测，可能由其他同志沿用这个刊名，继续出版了以后各期。
兼生即黄兼生，也就是黄凌霜;剑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东莞人。冰是梁冰弦。劳人也是梁冰弦笔名;无闷不知是否即傅无闷,傅是福建人。当时曾任新加坡《星训日报》及马尼拉某一华侨日报(名字记不起来了)记者,同无政府共产主义接近，不曾听说他是共产党员;陈德荣是海南人，曾是我在新加坡养正学校时的学生。也是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同志，后去北大念书，以后情况不了解。
至于共产党在粤何时开始发展组织，我一向没有注意。但在国共合作以后，记得有一个颇为活跃的《群报》，由陈公博主持的,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不过陈是投机健将，后来转到汪派，因而成了南京傀儡。在它下面还有好几个一时被认为共产党大将的，例如谭平三、谭植棠等多人。……
这份由刘石心先生亲自口述，由其子刘汉记录的弥足珍贵的史料谈及大量中国共产党广东地区建党前后历史真实,为一些文史研究者解开许多历史悬疑。该谈话记录自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始,至十七日结束，近一周时间。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也是所能见到的刘石心先生对那段历史的最后陈述。
此外，从目前所保留的对刘石心先生的访谈笔录看，还有于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一日在北京市北新桥香饵胡同五号刘石心先生的寓所所做的访谈录。记录人:沙东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摘录如下:
刘石心先生说:我一九二一年九月去法国,是吴稚晖先生拉我去的。
当时陈公博和我们讲，上海、济南、天津等地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都组织起来，要我们也组织起来。
十月革命后，我们也想大家凑钱让黄凌霜去莫斯科，后来没有去成。
郑佩刚最了解社会主义同盟的问题。当时上海、天津、北京、济南等都有，广州也有，但有等于没有，只开过一次会就不开了，时间短，由北而南，到广东时,北面已崩溃、分裂了，主要是因为陈独秀。陈独秀想一脚踢，听他的话的人抓住，不听话的全部踢走，陈独秀独裁态度很厉害。
当时广州没有无政府主义青年团组织，我只记得有广州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也是我们这些人搞的。上海、常熟、长沙、重庆等都有这类组织。上海的社是郑佩刚搞的。
社会主义同盟是苏联人来后,将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联合的组织，背后的主脑是俄国人。广州也有，在广东高师开过一次会，以后就没有了。当时北方社会主义者同盟已解散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搞了。那次会是由陈公博召集，陈独秀没来参加，他已来到广州，他是主脑，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我们当时知道陈公博背后就是陈独秀。我还曾代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写信请陈独秀来做一次讲演，讲题是我们出的，是《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我负责接待陈独秀，就这一次，以后就没见面了。
那时合作或分裂的决定权不在我们，而在他们不要我们这帮人了。我们也不去找他了。陈独秀提出，要求我们放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说从北京起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派几个人做代表，有黄鹤声、黄凌霜、区声白等，我不是代表。我们当时觉得无需有这个限制，既然各地方已无有联合,我们就退出社会主义者同盟，不加入共产党。在此之前，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与两个俄国人没有组织广东共产党。我们几个人与两个俄国人有见面、谈话,一向主要是由梁冰弦与他们联系。
两个俄国人先从上海到香港，找到冰弦，然后在广州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来的俄国人是个后生仔,男人,会讲英语。后来一对五十多岁的,自称为夫妇,男的叫米诺，不会讲英语，讲俄语。由黄鹤声做英文翻译。我们根本没有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也没有成立青年团组织。广东广州《劳动者》登有广东共产党的传单，但确是没有这个组织。我的印象这可能是当时一些人的计议，只是打出一个招牌,而不是一个实体。
《劳动者》的兼生即是黄兼生，就是黄凌霜。剑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冰是梁冰弦。无闷又叫傅无闷,当时曾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当新闻记者，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接近，不是共产党人。陈德荣曾是我在新加坡养正学校教师时的学生,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
从以上刘石心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较详实的谈及了苏联共产党同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和活动情况;组建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的情况;谈及了陈独秀的为人和做派;谈及了与陈独秀的直接交往情况和广东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以及广州社会主义者同盟与陈独秀的分裂原因、过程等。极大的充实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的酝酿筹建过程这一段史实资料。
晚年的刘石心，时而接受文史研究者的探访;时而游览古都北京的名胜古迹;时而与风雨人生几十年的爱妻刘蕙纕对弈消遣;时而享受孙辈绕膝的天伦之乐。作为曾经为中国摆脱苦难命运贡献了青春、贡献了亲人，为之呐喊、奋斗、拼搏、探索的仁人志士,欣逢祖国盛世,终于在这六朝古都的北京，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得以安度晚年，倚踏青山赏夕阳。令人欣慰的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他的勇敢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刘石心先生的儿女们的共同不懈努力下,终于完成了建国伟业，成为了现实!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社会主义强国的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刘石心先生的晚年是祥和、幸福、无憾的，正所谓”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刘石心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七岁。
刘石心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崛起而探索、呐喊、奋斗的一生。践行了古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奋斗精神。为万民大众的幸福安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到了一个文人所能、所应该做的倾心探索和思考与实践。民族解放与复兴之路漫漫,刘石心先生为之奋斗了大半生，曾坐牢，曾一度被误认为是共产党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拯救民族危难于水火。他对此感到兴奋和自豪，也多次祝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他和他的兄长师复的事迹、他们的探索精神,将永世流芳!他的品格，犹如寒冬中绽放的红梅，寒风虽凛，暗香自在!
暗香 纪念刘石心先生(新韵)
少时夙趣。竟几番忘我，朝夕相聚。唤起众人，不惧军阀与强力。两渡南洋济世，华文报、民生词笔。为正义、辑办周刊，杂志中西誉。
欧地,校济济。耐寂做教员，不误民弟。政坛戾气,实事有心难为继。筹办侨学教育，遭日寇、空袭天碧。看兴替、绝浪迹，暮福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