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龙:何以写葵花——《悬壶大风歌》跋

作者: 王作龙 来源: 时间: 2018-07-01 01:07 阅读:

 

何以写葵花?

这是认识我的人,都要问我的话。

既然世界这么小,既然世界又这么大,我不能不回答。

我写葵花,为了还愿。

40多年前,我背着那个上高中时的帆布书包,即将走出那个生我养我的孤寂小村,站在雨雾蒸腾的田埂上,抚摸着挺拔伟岸又婀娜多姿的葵花,许下诺言:等我到城里寻找到金色的梦想,就回来为你作赋。

我写葵花,为了清高。

有多少人曾经问我,为葵花作传,给你多少钱?我苦笑了一下,只能揶揄一句:我穷得就剩钱了。我并不缺钱,就像我不缺少与生俱来的快意恩仇一样。一生不喜华服,浑身名牌怎能裹住外露的俗气?腹有诗书气自华。一生喜豪饮,就吃四个菜:大豆腐、干豆腐、土豆片、花生米。酒呢?爱喝小烧儿,当然也不排斥茅台。有人问我长得年轻,是不是和吃这几个菜有关?我笑着说“或许吧,但我最愿意吃的还是海鲜……”住八十米房子照样有书房,没地方放书就放在心里。开五十万的车我总骂自己“你这个穷小子为啥变得如此不堪?你爹一辈子可都没出过咱屯子!”买车的那个秋天,我回到村里,拉着老爸老妈在田间土道上,围着村子兜了两圈儿……

有不少人羡慕我“退休了还有人聘用,还不少挣钱”时,我只谦虚着连声说“是,朋友照顾我”,但我没告诉他们真话,或许说做人应该懂得的一个道理,“钱少的人被钱多的人奴役,钱多的人被钱奴役”这句话,在我身上不适用。因为,我家有六斗米、八斗才。为了钱而奔走的人,永远是个被人瞧不起的乞丐。

我写葵花,为了封笔。当了大半辈子记者,写了无数的人物,但都是在工作状态中。有的愿意写,有的不愿意写,有的差强人意,有的虚情假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所义不容辞。退休后,成了自然人,成了闲云野鹤,脱却名缰利锁,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自可在理想的王国游刃有余。趁着还没痴呆,趁着宝刀未老,再写一个人——葵花的总裁关彦斌。从此折笔,不做第二人想。把句号画在葵花,余生一定充满阳光。

我写葵花,为了赎罪。

世上富人,皆有原罪。这是逐日蔓延的社会思潮,很可怕。彦斌应该不算富翁,算个有钱人吧。他的钱是用一丸丸、一片片、一颗颗、一粒粒单摆着能绕地球多少圈儿的中药换的辛苦钱儿。有人只算他有多少钱,没算他救了多少人,这实在不公平。有人说他,这一不要紧,从来没有官员因为和葵花合作犯过事。没有官商勾结赚的钱,是干净的。

我写葵花,为了友情。

我和彦斌是同龄人,都是甲午年的马,只是我比彦斌问世早了四十天。我和彦斌结识于他办塑料厂的时候,算来也快30年了。我在哈报集团退“二线”后,又在葵花给他“打工”了八年, 我为他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悬壶大风歌》,算作对这个交往了几十年的“大弟”的一个交待。

这是一次艰难的写作,一次艰苦跋涉的文化苦旅。因为,在历经了许久的中国经济大潮拍击脆弱精神堤岸的保卫战中,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惨烈程度会与中国道德堤防的失守有关。还因为,人们在探索一个企业以及一位企业家的成败时,聚焦点过多地集中在财富的创造上。

这是一个误区。国家的强大不在于你积累了多少财富,企业与企业家的强大不在于积累了多少资本,而在于你的国民爱国情怀有多深,你的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有多强,对社会精神道德的影响有多重,对国家的奉献有多大。

企业只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是企业家忘乎所以的无知与贪婪,根本不值得载入历史。

这不是唱高调,尽管这是一个充满了大话、套话、官话与假话的时代。不过,信不信由你。

制药不仅仅是为了医疗身体的病痛,最灵验的药物是基于治疗心灵的创伤。一个企业和一位企业家只向着金钱用劲,忽略了沉重的社会责任,忽略了社会变革赐予的特殊使命,忽略了拜金主义的蔓延与壮大,财富越多使社会受害越重,这就是人们被金钱蒙蔽起来的“富饶的贫困”。

探索一个企业与一位企业家的成败,必须从奉献社会的角度与保卫精神家园的角度探索,否则,再多的文字亦会没有些许的社会意义。这绝不是作家的矫情,因为我看了太多的作家和媒体人津津乐道企业家如何赚钱,将社会与人们引向了关注攫取金钱的手段上。

这是社会的悲哀,这是文化的悲哀,这是创作的悲哀,这同样也是中国经济的悲哀。改革开放的冲击力体现在众多的企业高速野蛮生长与高速积累财富上,但是,如果它们忘了参与社会精神道德为根基的社会生态链条的构建,如果他们忘了积累财富是为了解救社会精神滑坡,将无法实现对中国企业家与生俱来的原罪救赎。如果这样的企业家多如牛毛,等于向社会打开了可怕的潘多拉魔盒。

这就是我写葵花与关彦斌的唯一原因。

因为,我发现了一位注重精神的锻造者,一位从未推卸社会责任者,一位挽救国粹的真正爱国者。为了民族的精神强大而奔走呼号的人,一位为了民族文化而殚精竭虑的人,一位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而不畏艰险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就不配做中药这一产业。面对国宝中药被日本人榨取到极致的现实,曾经痛心疾首而立志抢救的,正是这位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关彦斌,他把做企业植入了热忱的爱国情怀之中,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这种赤子之情,常常折磨得我夜不成寐。我不是大作家,但我有大志向,同样也有大是非和大情怀。

如果是我发现了这位热忱的播火者,如果我真的还算作一个高级记者,如果我的社会良知还真的没有泯灭,那么,我也就随之高傲起来。因为,我通过葵花,通过关彦斌,曾经给这个社会留下了真正的精神财富。 

2018214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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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龙(1954—)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哈尔滨日报高级记者,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长篇通讯《榜样的力量》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选入全国高中二年级语文补充教材。后在《新晚报》上连载小说《千里擒匪》,在《哈尔滨日报》上连载纪实文学《血战双城堡》、《双城堡风云》等。先后出版散文集《悠悠故乡情》、散文集《青山遮不住》、散文集《感谢痛苦》、纪实文学《血战双城堡》、散文集《王作龙散文集》、纪实文学《双城堡风云》,诗集《大江吟》、长篇报告文学《悬壶大风歌》等。《血战双城堡》《王作龙散文集》《双城堡风云》分获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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