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夏青青：独立人格的构建与真善美的传承

以一名写作者的眼光打量周涛，最羡慕周老师写作有长气，一是几十年间笔耕不辍，二是诗有长诗，散文有十三万字的《游牧长城》，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倒是当仁不让，提笔直接写长篇。在中国现代当文学史上，三样文体的完成度和文学价值都如此令人注目的作家着实少见！

周老师曾在一次聊天中谈到，人为什么要当作家？一个原因就是作家可能会“生出”更多的孩子。每一部新书都是他的一个孩子。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注入的心血、能量和基因，出版社是它们的产房，编辑是接生护士，它们也是诞生。它们也许只是普通的孩子，不被看好，束之高阁或冷藏于图书馆与书店。但是作者还是对它抱有希望和不灭的幻想。作者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希望它们能拥有不朽的生命。

而且，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并不像人类的常规生育受制于时间规律，只要他心里还有混沌庞杂而活跃新奇的诗思哲想，有绚烂瑰丽而深沉磅礴的意念情虑，那么他的创作力量就是脱离重力向上飞腾的，直追永恒。《西行记》这部奇书用周老师戏作的小诗来说，正可谓“老来文章钝刀斧，切肉不成能剁骨。莫道少年善鸣啭，且听荒林吼如虎”。

上世纪70年代是一盆面，四十多年的岁月是流水，以水和面揉成团，这面团不可谓不匀、不筋道。离开《西行记》中所写的时代和喀什老城已几十年，但周老师并未让时间成为矫饰与自我美化的装点，或豢养记忆，让过往事实受自己的头脑支配与校正。周老师依然像一个能喊出“看，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孩童般坦诚话语，保有对比现实的真实更为“真实”的兴趣，发现并道出真理。特殊年代，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受到政治环境和历史气候的影响。而《西行记》所写的，恰恰是一个人如何不被时代与政治吞没的故事，这也是周老师在本篇小说中提供的最为珍贵的人文视角。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谈到，所有作家都是在四个混合的动机驱动下写作的，“纯粹的自我主义”“审美的热情”“历史性的冲动”，以及“政治目的”，这是在广泛意义上使用的“政治”一词——想要沿着某一方向推动世界，或是改变人们对应当追求的那种社会的观念。

距离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已逾四十年了，为什么现在才写？也许一方面是因为“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己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另一方面，周老师在人生功课已完成大半之时，才真正洞悉他及他笔下的主人公姬书藤没有被吞没与消化的命运是如何实现的，以及这种抗拒被异化的意志在当下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

在姬书藤生活的年代，人们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历史情境的约束，“这种社会气氛不自然地提高人们的声音，或者相反的去窒息它，改变这一切比例”。而对待大时代疾速行驶的列车，很多人甚至来不及看清一闪而过的车灯，就不知不觉地被裹挟、被席卷。姬书藤这个人物的可贵，就在于尽管他家庭落难、个人意志受阻，其思想与情感也不能自主地屈从于环境的影响，但他仍然谨慎地避免个人良心从悬崖跌落，期盼着凭借个人意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

让我十分感动的，是书中姬书藤与所谓“反派”角色程墙似友似敌、非友非敌的一段交往。尽管两个人在政治浪潮中分立不同的潮头浪尖，但这两人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健全的、磊落的，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思想和所处利益阶层的分歧，却没有掺杂告密、构陷、迫害等阴损的恶斗手段。政治虽然影响了他们各自的生活与命运，却没有侵蚀与损毁他们的人性基础。甚至连程墙最后的自戕，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士”的色彩。

读《西行记》时，我每每被周老师的这种由智慧与善意构成的“天真”所深深打动。“当我说‘天真’这个词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幼稚、天生的平庸或者故作粗俗，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纯洁。”这种内在的纯洁使得姬书藤尽管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却保持了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姬书藤这个“有公民的热情，有对艺术强烈的爱，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形象的出现，实现了历史上每一位伟大作者著书立说的潜在心愿——独立人格的构建与真善美的传承。

价值观影响对事实材料的看法及证明的逻辑。《西行记》里曾有一个情节，姬书藤在被程墙妻子举报后遭受巨大压力，身上开始蜕皮，他用蜕下来的皮写了一封悔过书。这个细节令人震撼，而之后更震撼的是，“蜕皮”仿佛是一次“间离”的表演，即便无数次蜕掉姬书藤身上的皮，他的心都不会更换，还是那一颗。对姬书藤来说，他永远不会让灵魂与精神降维，无论何时、何种境地，他都会用爱与美的活力、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具体的存在，来抵御一切对生命、性灵的戕害与扭曲。更何况他身边还有庄延这样一位美好的女性——她有一副结实的身体和清醒而健全的头脑，她的生命力能帮助其他人在最艰难的境遇中活下去。从多个女性人物的塑造可以看到，周老师在大历史中，写出了女性对于男性从身体到灵魂知觉的觉醒的启蒙与提点，赋予她们如大地一般敦实、又如云霞一般轻盈的精神面目。

周老师还在《西行记》中展示了他最擅长的语言功夫。要知道，“无论一个人有多么丰富的人生经验或多么深刻的人生见解以至多么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一旦他投身写作，成败就只能系于他对语言的控制”。

语言是小说作者表情达意的唯一依凭，他不能运用权力，胁迫读者进入他的人物角色和情节故事，只能通过语言——动态的、充满生机的活性语言“请君入瓮”。在这部小说中，周老师拒绝平庸的信念非常明确，这使得他行文不羁，总是一次次地将语言带向不可预估的场面中去。尤其是主人公在文中的心理活动描写，那已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简单反馈与投射，而是一种经诗性的处理后形成的思想韵致，充满着无法通过刻板训练得到的力量。这样的语言，不是从“佳句拾萃”里学出来的，而是经由一个独特人格创造而出，是被作者捕获，突如其来的一个个“发生”。风格对冲的、杂糅的语言文字生机勃勃，奔放、率真、信笔由缰，带来了极为畅快的阅读体验，同时极大扩展了文字展示真相的范围与思想的维度。

“时间从来不慌不忙，但它迟早要使万物各归其位”，这世上最简单与最难的，从来都是心灵的归正。不过只要有《西行记》这样的作品存在，就不必畏惧。

（《西行记》周涛/著，花城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