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瑛:世间万物都叫人苏醒和悔恨

作者: 袁 瑛 来源: 时间: 2020-01-22 11:16 阅读:

读李修文的散文集,匹配的阅读场景应该是这样的:陋室孤灯下;雪夜火炉边;不太拥挤的地铁上,你刚好找到一个座位,还有七八站路,此时,我建议你从背包里拿出一本《致江东父老》。你也许觉得我的建议太跳跃,时而古典时而现代,时而清寂时而熙攘,没错,因为这些对立的词语都被李修文统一到他的散文集里面去了。你还要在你的手边,放一杯加冰的酒,谨防被里面浓烈的情感扑面裹挟,你需要用一口酒缓一缓。李修文的深情和浓烈是让人猝不及防的。读到激荡处,这杯酒上可敬敬天空,下可祭祭大地。

李修文是个温度高的人,所以,你去看他的书,会被他温暖,会在绝望中燃起希望。在文章里,李修文会先做个旁观者,冷着眼,袖着手,可捱不过三分钟,这旁观者,便要下场,入戏——演《桃园结义》他会感其义,演《十八相送》他会感其情,如果遇上京娘,他也会演一回赵匡胤啊!贵州小镇旅馆里得了绝症的服务员姑娘,来到东北小城的过气女演员,邯郸红梅旅馆里丢了儿子的山东男人,榆林雨夜中唱荆州花鼓戏的瞎子……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啊,他一旦遇上他们,便认他们做了“江东父老”,他做过他们忠实的倾听者和“一期一会”的陪伴者。但大多时候的李修文是一个弥漫着悲伤的人,是一个悲悯的人。“这是尘世之大,所有的苦楚都在现形,……这也是尘世之小,做人做妖,作魔作障……”这是李修文最智慧的地方,他笔触之处,虽然全是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的劫难和痛苦,可是他把这些劫难和痛苦全放到天地之大去写,放到万物之杂去写,个人的“大”与天地之“大”一比较,个人的“大”就变“小”了,变“小”了,仿佛也就可以跨过去了。这也是李修文的勇敢之处,他是要劫法场的人——“倘若我们自己不去劫了自己的法场,难道说,我们就活该低头认罪,直至被开刀问斩?”这位写作者,像一位战场上厮杀的将军,他负责胜利,负责前进,但他也负责断后,他不允许自己抛下那些伤者、弱者、残者,他的眼睛总能看到那些落伍的人,落后的人,在难处挣扎的人。“自我开始写作,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我们的写作,似乎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他的写作,是要打破这个困惑、打破这个距离的。他不愿意在玻璃里面做出世的旁观者,他走上前去,推开玻璃,和那些人站到一起。

李修文敏锐地捕捉到“古典”和“当代”之间的心领神会之处,“变”与“不变”之处,毫不犹豫就用了古典的民间的礼节和仪式去迎送这些当代的“江东父老”们。“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远,我们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

陈平原教授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里讲:“除了语言文字,散文一无依傍,不像诗歌有韵律与意象、小说有人物与情节、戏剧有动作与声音、电影有色彩与图像。”李修文的散文仿佛是这段话的反证,正因为无所依傍,才有了依傍的自由。他似乎动用了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的“依傍”,怎么叙述起来舒展就怎么叙述——一个“说话”的人,只要能令他“说话”的内容生动起来的技巧,他都不会放过的。李修文没有拘束和禁忌,于是作为读者仿佛看见他频繁行走在散文文体的边缘,而在他,边缘在哪里?作为写作者,他只管着写,是否是路,也许走过去就是一条路了。因此,《猿与鹤》中,李修文呈现了他散文最丰富的一次面目:蒙太奇,自我的分身与投射,叙述视角的转换,幻想与真实的模糊。而《我亦逢场作戏人》呈现了他最溢出文体的一次叙事,崎岖起伏的叙述推动了长度的从容扩张,从而实现文本容纳更立体的人物和更陡峭的事件的可能。那么回望李修文的古典主义,实在也要算作他文章技法的一种,但因为这古典主义是他的文化血液和文化印记,因而成为他文章风格的显性基因。在散文的山头,李修文从容插上自己的旗帜,这旗帜,正迎风猎猎作响。

(《致江东父老》李修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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