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兆生：老 家 旧 事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爱回忆过去的事情，特别是离开故土久居他乡的游子，更易怀旧和伤感。人们常说，父母在，家就在。但我以为，父母走了，若老屋在，家还在；老屋没了，便成了天上的风筝，水中的浮萍。当你怀揣老屋的钥匙回老家，就像攥着张车票——一张回家的“通行证”；老屋也没了，那你只有张站票，可以落落脚，却没有座位，没有栖息之地，永远都是游子，老家便成了梦中虚无缥缈的楼阁。
老 家
我的老家在会同乡圩镇，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它距县城十二三公里，坐车骑车也就二三十分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体制内的人进不了县城，会同便是首选之地，削尖脑袋往那里钻；而那里的老表，因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小日子过得也还惬意。
那时圩镇面积不大，常住人口也不过四五百人，一条五六米宽的“丁”字形街道便是全乡群众赶集购物、休闲娱乐的全部。而各单位的城里人却很多，几乎每天下班后，他们都三三两两邀集回城，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本地人，也不时凑个热闹，结伴进城看场电影。
如果碰上圩日大家都忙，没时间进城，便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供销社院内水泥球场打一场篮球，一场球下来，大家纷纷跑到街背的会同河洗个冷水澡，一天的疲惫便荡然无存。这条由东向西仅有四十来米宽的小河傍圩而过汇入县城，长年清澈见底，流水淙淙。逢年过节居民们杀鸡宰鸭，都会拿到河边码头上去拨毛剖肚，不时有人用米筛盛些鸡肠鸭肠放入水中，引得河中小鱼争相觅食，这时，只要将米筛端起来，五六条小鱼便在米筛中活蹦乱跳，如此反复几次，年节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美味……
会同街地形狭长，东西走向，一边傍山，一边临河，“街头煮酒街尾香，一壶米酒醉街坊，看场电影到三更，街上学生睡课堂。”说的是七十年代以前，看公映电影只能在街上放映，每逢下雨或往返湛田的汽车要通行，只好中途停映，看场电影断断续续，这就是过去会同圩镇的真实写照。我家的房子在圩镇新老街道的结合部，那是1983年圩镇改造时拆了老房子在原址新建的，老街以上全是居民，新街以下清一色是单位。街背不远处有一座叫“寮背岭”的小山，高约三四十米，山上树茂林密，四季葱郁，是孩子们百玩不厌的好地方，小时候我们常去那里捉迷藏、掏鸟窝、摘野果，享受童年的乐趣，留下了无尽的回味。
我家在街背山下做了房子后，街上的房子出租给供销社开商店，街上的老房子改建后才搬回到街上居住。那时，会同十日两圩，乡下的亲戚朋友赶圩都会到我家歇脚纳凉、喝水聊天。这一天，父母会把两个大吊扇打开，摆好长条凳子，烧好一大锅开水，晌午未到，两屋子就坐满了人。如果有亲戚来赶圩了，少不了留下来吃中饭，所以那时我家的客人也特别多。
虽然说会同是我的老家，但在我的心目中，排上村才是我真正的老家。记得小时候父亲隔三差五会去排上老家，几乎每次都会把我驮在肩上带去，每次都与那里同龄的堂兄弟们玩得特别开心，甚至赖着不肯回家，父亲房前屋后栽种的果树结的果子，至今想来也直咽口水。成年后我有事没事也时常会去那里看看，对排上老家有着特别深的感情。
如今，会同街上和街背山下村的两处房子早已屋易其主，仅有排上的祖屋在那里经受时光和寂寞的煎熬。会同街上已是物是人非，在原居民中，老一辈人大都作故，中老年人也大都进城或到外地谋生去了，街上及周边村的房子近半数都被山里下来的人买走了。今年中秋节，我陪家人到会同街上看“游龙灯”，转了大半个圩镇，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有几个认识的，我这个“老会同”在老家，倒成了名副其实的游客，这不能不使人心生感慨。
老屋
老家排上村离街上仅有三华里路程，它依山傍田，全村十几户人家全是叔伯兄弟。后山树竹苍翠，门前田畴平旷，远处的圩镇、小河、公路尽收眼底。整个村子建筑都是典型的客家风格，房屋成“凹”字型布局，中间是厅堂和大晒坪，是村里人祭祀祖宗和举办红白喜事的场所。村子左边靠后山有我家的两间两层祖屋，那是祖父分家时分给我父亲的，父亲在那里结婚成家，生育了两个女儿，也从那里踏出家门，走出村子参加了红军。1950年冬我父亲返乡后，又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娶妻生女，我大姐就在老屋出生，直至1954年政府安排在会同街上做了房子，我家才搬离排上村到街上居住。
父亲回到老家后，不仅在门前屋后栽了很多的果树，还动员大家封禁了后山，而且重新装修了两间老屋，里里外外的墙壁粉刷了石灰，新砌了阶沿，铺整了地面，更换了门窗，翻修了屋面，两间老屋变成了新房，在当时的乡下鹤立鸡群，成了老表们眼中的“小洋楼”。
我家搬离排上村后的一二年，还在老屋留有床铺，时常走动有个落脚的地方，如果回村参加叔伯兄弟归亲嫁女的喜事，还可在老屋住上一宿。但时间一长，父亲看到最小的五弟家子女多，住房紧张，跟我母亲一商量，干脆把老屋的钥匙交给了弟弟，我五叔也不客气，将几张床一搬就住进去了。五叔家住上了“小洋楼”，使村里村外的人好生羡慕，父亲的这一举动，也一时成为佳话。
打这以后，我家排上村的两间房子全由五叔使用掌管，几十年来，从我最大的堂兄结婚做婚房开始，少说也有三四个堂兄弟在老屋铺了婚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体面很风光的事情，而老屋呢，迎进了一对对新人，孕育了一个个生命，物尽其用，也体现了它价值的最大化。六七年前，我的一个堂弟也还在老屋居住，直至他建了新房，老屋才空闲下来。
早在二十年前，像我这一辈的堂兄弟就开始在别处建房购屋，陆陆续续搬离了排上村，他们的子女也大都离土离村，到沿海一带务工创业去了。而我上一辈的叔伯们，也先后离世，原本人丁兴旺的村子，便逐渐冷寂下来。相隔三年，去年我回了一趟排上老家，村子里杂草丛生，家家户户房门紧锁，一派荒凉衰颓的景象，要不是看到几件晾晒的衣服，压根没有半点生活的气息。转遍整个村子，只有两家开了门，一家老人不甚认识，一家是我的堂姐，已年逾九旬，俩口子不愿与子女生活，还在村里作最后的坚守。触景生情，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霎时涌上心头，眼前的老家，眼前的老屋，眼前的老人，你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果然，今年初夏排上老家的堂弟给我打电话，说村委会有人到村里摸底登记，丈量了房子，我的老屋也一并量了。挂了电话，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坐在父亲的肩上，又一次回到了小时候的排上村。
老人
我父亲五兄弟，父亲是老大，三叔四叔去世得早，建国前后就病故了，所以我没有任何印象，二叔五叔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去世了，只是我父亲最年长，也最后去世，活到了92岁。二叔没有儿子，只生育了女儿，生活负担相对较轻，五叔家人口多，儿女一大群，从我懂事起，我就感觉到父亲对五叔关爱有加，时不时给予接济。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按人定量，父亲享受老干部待遇，紧俏物资商品购买方便，加上我家与众不同有自己的两亩稻田，只要叔父们开口，粮食、面粉面条、猪肉等老表们眼中的紧俏物，父亲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的。
在我们家，由于父亲因战双耳失聪，交流不便，家里的人情交往全由我母亲操持，她的处事为人，至今在老家有口皆碑。母亲是排上村隔壁茶子山下人，父亲彭氏只生育了三个女儿，母亲为老二，迫于生计，十来岁就送到县城连姓人家做童养媳，生下一女儿后，丈夫也参加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了，母亲成了烈士遗孀。我父亲回乡的第二年，经人介绍带着女儿嫁给了父亲，再婚后母亲生育了我们三姐弟，我作为最小的独生子出生时，56岁老来得子的父亲乐得合不拢嘴，由于父母年纪较大，以后就再没有生育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家的生活条件较好，在全乡也是数一数二的，但父亲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起早摸黑开荒种田，母亲则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才有了条件乐善好施、助人济困，言传身教把我们三姐弟培养成才，服务社会。可以说，父母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是充满大爱的一生。1987年，为了让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我家在县城买了房子，由母亲带着我的三个孩子转学到县城读书，而父亲则随我们留在会同生活。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初夏，母亲半夜突发急病，当晚便撒手人寰。如今，在会同老家，只有我的母亲安息在那里，近三十年来，每逢清明时节，那怕再忙，不论晴雨，我都要亲自去挂青扫墓，去看看母亲，那里有我一生的牵挂啊！
不知不觉中，我们都老了，同辈的堂兄中，也有三人已故，而目前健在的几个中，小的也有六十多岁，年长的都七十多奔八十了。人老了都恋旧，都念亲，也许是儿女不在身边，也许是思亲心切，最大的堂兄时常会在电话中叨念，要我和上海、赣州的姐姐回宁都时要去会同看他，若是正月里得知我外地的姐姐回了宁都，便早早地张罗着一定要我们去他家吃饭。他曾多次对我表露，什么时候能召集家族的人到排上老家照个合影，现在的年青人，老家观念越来越淡了，到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从哪里走出来的啊。每次见面他都会说，我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兄弟姐妹见了一次少一次。他每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总是噙着泪花。可不是吗？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离开故土的儿女们哪怕飞得再高、飞得再远，你的根都在老家！
每次分别时，堂兄总是依依不舍，久久地站在街口目送我们的车子离去。当我回过头，看着他瘦弱的身躯，视线便逐渐模糊起来，隐隐约约中，那分明是一棵历尽沧桑的老树，在风雨中翘首以盼归巢的鸟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