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平：父母人生路
【一】早年投身乡村教育事业
我的父亲陈啸天，原名陈金宝，安徽当涂采石人，1916年11月23日（农历丙辰年十一月初一）出生于一个菜农家中。采石隶安徽当涂县，是唐代大诗人李白（701年－762年）终老地。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与杜甫合称大李杜(小李杜则是李商隐、杜牧)。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诗侠”、“酒仙”、“谪仙人”等称呼，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作品天马行空，浪漫奔放，意境奇异，才华横溢；诗句如行云流水，宛若天成。李白在他六十二个颠沛流离的生命旅程中，曾七次来到达安徽当涂。
第一次是大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乘舟离蜀出了三峡，南游洞庭，居安陆，游襄汉到达当涂。到了大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东涉溟海之后，溯舟西上观云梦又至当涂。天宝六年(747年)，李白赐金还山后，怀着自负的心绪，对现实不满的心情，由扬州、金陵沿江而上当日住在当涂。
天宝十三至十五年间，(754-756)李白盘桓于金陵、当涂、宣城、南陵、泾县、青阳、秋浦之间，游遍了皖南的山山水水，这期间在当涂逗留时间最长。天宝十五年--肃宗至德元年(756)冬，永王李璘(唐肃宗之弟)以平乱为名，聘李白为幕僚，结果讨伐兵败李白获罪下狱，后流放夜郎(今贵州正安县)，后来在车巫山途中遇赦。从此，他又辗转于金陵、宣城、历阳、当涂。
公元761年，李白闻雍王李适大破安史叛军史朝义，修复洛阳，毅然从军，不料因病折回，行至金陵，穷困潦倒，无依无靠，迫不得已，抱病乘舟投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公元762年，年岁已高又身患疾病的李白，虽然仍登龙山，游青山，可此时刀谓此一时，彼一时，终于以一首"临终歌"病死于当涂。所以此时已属世界级风景区的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翠螺山上，留有李白的衣冠冢和太白楼。
小时的父亲，就在这座太白楼里读过二年私塾，在风行“教育救国”时他上了几年“洋学”（西式小学），算是具有正现学历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在自传中阐述“除了算术最坏，其他学得都很好”。
1930年春，他的老师马侣贤先生介绍他进晓庄学校半工半读，不料到南京时正碰上晓庄被当局查封，在等待中，晓庄教师张家樾先生用生活教育的“教学做合一”启蒙了他。
后来马侣贤先生把他和另外一个少年张世德，带到中华门外的蚕桑实验场，张考研究生他考练习生，结果张世德被录用了他未被录用，就跟了张家樾先生回采石。张世德改名张劲夫，与山海工学团的负责人张薪夫名相近，常有搞混。张薪夫解放初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张劲夫解放后任国家财政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顾委常委。
在乡村教育运动中因为教师严重缺乏，为此陶行知先生创造了师傅带徒弟，快速培养乡村教师的“艺友”制。张家樾先生将陶行知先生的“艺友”制带到了采石小学，因父亲去晓庄“进修”过，采石小学就叫他做张先生的“艺友”，那年他14岁。
据父亲自述：“从1930年下半年起我就做了陶行知学术的试验品，做着艺友（助教），‘在做中学’，‘在做中教’……”
采石小学响应陶行知先生“以一百万个乡村小学改造一百万个农村” 的号召，叫父亲去离采石镇十几里的陶庄建立一个分校，他那时十分崇拜陶行知先生:“陶行知先生的精神感召了我。我也想做这个思想中的小罗丝钉，我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由此萌了芽，开始潜伏在我的思想中”他在自传中如此阐述。
他就学了晓庄的办法，先与农民做朋友，宣传读书的好处，动员了几个孩子来上学，学校就在陶庄庙中办起来了。因为“社会就是学校，生活就是教育”，学校颇受农民的欢迎，孩子渐渐来的多了还办起了复式班，后来还带了一个“艺友”。
县里来人看了后，认为学办的还不错，但因不具备教学资格使父亲倍受打击，失望中他听说，马侣贤先生在张治中办的黄麓乡村师范附小当小学校长，就跑到巢县洪家疃找马先生，想进黄麓师范读书取得一个教师资格。马先生对他的办学十分赞赏，认为他很有前途，但反对他为了资格去读书，就把他留在附小当二年级级主任，还对他说，要靠做中学不要靠资格。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做，认认真真的啃“晓庄丛书”，一边做一边学，很快就得到好评，学期终了他成了师范杨效春校长家中的座上客，杨校长说这是“尊师”使他十分意外。
后来附小出了共产党，马先生因有红色嫌疑被撤了职，父亲就回在老家安徽采石。1936年，经过马先生的介绍，父亲到江苏涟水陈家港，淮北盐场第二盐务小学当教导主任，那是生活教育社应盐场之邀在那里办的学校。他们一班青年劲头十足地办民众夜校，开展国难教育，访问“灶户”（盐民），向上海新少年杂志报道盐民的贫困生活，生话虽然艰苦却干得很痛快。暑假他们到上海，参加由生活教育社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社为两社社员举办的暑期研究会学习，
“七·七事变”时，他们正在上海虹口老垃圾桥审美女校生活教育社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社，为两社社员举办的暑期研究会服务。在会上他们听了范长江、薛暮桥、艾思奇、萨空了、胡愈之、王萍等知名人士的讲学，还参加了纪念聂耳逝世三周年大会，看了只比他大一岁的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后，父亲对戏剧发生了兴趣。
“八•一三”上海打起来后，盐场的盐运不出去学校停办了，听说黄麓师范面向乡村教师开设一年制的特师科，父亲在马先生的通融下进了特师甲班，圆了进黄麓师范读书的梦，而且班主任就是马先生。小时他们是师生，成人他们又成了师生。马先生年龄只比他稍大一点，所以待他情同手足。
《黄麓校史》1990年 第2版：黄麓师范，全称是安徽省立黄麓乡村师范学校，黄麓师范的前身，是张治中在家乡巢县洪家疃办的黄麓学校。张治中是安徽省立黄麓乡村师范学校名誉校长。
杨效春是张治中聘请来的乡村教育家。金步墀是杨效春聘请来的生活辅导主任。1938年1月15日，校长杨效春在合肥以所谓的“汉奸罪”殉难。
马侣贤先生，安徽合肥人，陶行知先生开创晓庄的“十三同志”之一。1932年，他受陶行知先生指派，与戴自俺到上海闸北大厂孟家木桥创办山海工学团。1935年，陶行知先生推荐他到安徽省立黄麓乡村师范学校附小当校长，抗战时，他跟随陶行知先生到重庆合川创办育才艺术学校，解放后任上海行知中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为保住陶行知先生的遗稿。他惨死于红卫兵的“破四旧”中。
因为安徽同乡张治中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教育长，所以黄麓师范的学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戴制帽穿校服打绑腿，每日早上出操。学校的军事教官任军训大队长，父亲当副大队长，每天负责喊操。他学习勤奋，国文优秀，心理学、教育学可以辅导同学。
我母亲原名周兆珍、周庚白，安徽无为严家桥孙家老庄人。1919年1月29日（巳未年正月初二）生，出身富农家庭的她，初中毕业后在老家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后来也考取了黄麓师范特科甲班，从而认识了我的父亲，从此改名为周白。
【二】任抗日宣传剧团副团长
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上海沦陷。上海抗敌演剧八队来到黄麓宣传抗日，三天的演出震动了闭塞的洪家疃。
在学校辅导主任金步墀（浙江衢县人，中共党员）的发起下，也组织了一个宣传剧团，金步墀任团长，父亲任副团长。我母亲也参加了这个宣传剧团，从此与父亲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
可是学校不允许学生不读书去演戏，20个学生和学校大闹一场以后决定放弃读书，脱离学校，到学校周边农村去宣传抗日。不久芜湖沦陷，学校停办，他们宣传剧团组成“安徽省各级学校后方服务团黄麓师范分团宣传二队”，金步墀率领他们，先从烔炀河坐火车到田家庵（淮南市），然后从田家庵沿了淮河步行往河南信阳走，由信阳取道平汉线经武汉去抗日大后方长沙。满怀抗日理想而又浪漫的青年，分成艺术、哲学、文学、社会科学四个学习组，一路上边学习边演出。到了信阳遇到日机大轰炸差点遇难。
在武昌徐家棚他们耳闻目睹了武汉被炸后的惨像，一片瓦砾，难民呼天抢地，遍地散落着行李……抵达长沙后，他们把沿途所闻所见写了一篇“二千里宣传记”，发表在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上，一时甚为轰动。
谒见黄麓师范名誉校长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后，黄麓宣传二队参加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为“文抗会”宣传部的第六个宣传队—“晨呼队”。对口指导“晨呼队”唱歌的是原在上海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文化政治工作者，现“文抗会”宣传部的干事时玳。时玳很有水平，所以在“文抗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文抗会”宣传部部长李仲融总是点“晨呼队唱一个”！
听了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演讲后，大家都想去延安，省政府却来了个叫方一志的秘书解散了“晨呼队”，
“晨呼队”全队分手前留有一张合影，题记是“安徽省各级学校后方服务团黄麓师范分团宣传二队到达长沙后留影”。
“晨呼队”被解散后，大部分人被送到贵州铜仁师范读书，少部分人被张治中保送进了军校，父亲和同学周白由时玳介绍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去见了徐特立，要求去延安鲁艺学习艺术，好以艺术为武器进行抗日。徐特立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后，立刻派叫郭建的“秘书”跟他们联系，在金步墀的鼓励下，1937年12月，在郭建的介绍下，父母同时入了党，此时他俩才明白，金步墀原来是位中国共产党员。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一集－“抗战初期徐特立在长沙的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湖南工作。1937年11月26日徐特立和王凌波（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离开延安，经武汉于12月9日抵长沙。
2005-08-01，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湖南篇第1353页中：“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下旬，从延安派高文华、郭光洲（即郭建）等人来湖南工作。1938年1月12日高文华等人到达长沙，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建立。
……省工委建立时，已在长沙挂牌办公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省工委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处于地下状态的省工委秘密地负责党的组织发展、干部调配及领导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亮明了身分的通讯处则着重公开做各党派上层方面的统战工作，及时配合省工委的工作计划开展活动，一明一暗，相得益彰。”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徐特立同志亲切地对我俩说，去延安鲁艺学习是为了抗日，留在这里工作也是为了抗日，但这里更需要你们。
看着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八路军驻湘总代表，中共南方局领导殷切期望眼光，我们同意留下来工作了。徐特立还是派郭建同志【郭光洲，解放后任湖南省委书记】与我们联系。
1938年2月，22岁的父亲与19岁的母亲在长沙订了婚。上来他俩以为郭建是徐特立的秘书，其实他也刚从延安派到长沙建立中共湖南省工委，担任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不久，仅比他们早一周到长沙。当时长沙市的中共党员只有60余人，所以我是父母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建立后，在长沙市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
【三】受命重建中共南岳支部
湖南南岳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丈夫陈芬等英烈战斗过的地方。1928年因叛徒出卖，中共南岳区委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毛泽建献出仅24岁宝贵生命，同时遇难的，还有她的丈夫与襁袍中的孩子。
1928年5月初，毛泽建和陈芬领导的游击队与挨户团在夏塘铺遭遇，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毛泽建和陈芬不幸被捕，陈芬惨遭杀害脑袋挂在城门口。
虽然毛泽建被井冈山派出的红军部队所救，但是由于即将临产，行动十分困难，为了不拖累部队，她隐藏在夏塘铺一位孤老婆婆家里。一个仲夏之夜，她的孩子出生了，不料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搜查的挨户团，敌人很快找上门来。毛泽建被捕后，被从耒阳押解到衡山，孩子因无奶而夭折。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戴着刑具，从容不迫地来到刑场。她高呼，乡亲们，杀了一个毛达湘，千万个毛达湘会站出来!
一代女杰毛泽建，同她的丈夫陈芬一起，用他们的短暂生命，为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战歌。后来毛泽东评价她的堂妹毛泽建：“么妹子是咱党的好榜样”。也就在1938年6月，我父母奉命去重建中断十年的南岳党支部，后来发展为中共南岳区委直至衡山中心县委。
长沙岳云中学是湖南名校（杨开慧、丁玲、贺绿汀都曾是岳云中学的学生），为了躲避曰寇轰炸，岳云中学初中部迁到衡山县南岳镇。岳云初中兼岳云农校校务主任梁君大，教师胡敬夫、朱抱坚（朱济凡）是抗日积极分子。
梁君大，1909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父亲是当地著名实业家，与国学大师梁漱溟族兄弟。妻子邹德惠，亦为梁漱溟之外甥女，梁君大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
胡敬夫 男，1913年1月生，湖南省慈利县人。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被聘为岳云南岳高级农校农事助理员兼初中部生物教员，在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胡敬夫北上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员。在抗大毕业后留校任抗大政治教员、抗大一分校政治教员、政治主任教员。
朱济凡，林业专家。曾名朱抱坚等。1912年8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33年，考取中央大学农学院。"七·七"事变后，他放弃求学而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4月4日，朱济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湖南衡山、苏中解放区、吉林省、辽宁省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衡山临时县委组织委员、新四军苏中公署文教科科长、吉北松花江游击大队大队长。
《衡山党史 （1985）》 梁君大：“抗战初期南岳地下活动琐记”“……过了两天我们又去长沙八办找陈永清，要求派党员到南岳指导工作，他表示同意，但要我们一定设法给派去的同志安排一个公开职位，最好在岳云中学当教员……，我们征得何炳麟校长的同意，安排陈啸天任岳云初中二年级级主任，黄非丹任初中一年级级主任，周白和我的爱人邹德惠负责创办南岳幼稚园。”
据梁君大，胡敬夫回忆；得知长沙有八路军办事处后，梁君大和胡敬夫找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要求办事处派共产党员到南岳指导工作，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陈永清答应派人，但一定设法给派去的同志安排一个公开职位，最好在岳云中学当教员，所以派父母去了南岳。父亲在自传中记述：我们到了南岳，组织介绍了南岳中学的朱抱坚（朱济凡）同志，我们成立了支部开始过组织生活，党给我们联系的是程其恒（陈永清）同志（代号“衡珠”）。后来我们又发展了梁君大和他的夫人邹德惠加入中共。我们把薪水一部分拿出来办了一个幼稚园作为工作据点，由由周白与邹德惠负责。还办了夜校。我和朱抱坚带动当地驻军演话剧，组织业余俱乐部。当时的口号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抗日目标下团结起来。由于积极工作组织也就扩大了，学生、工人中都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就红了，学校里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家伙是反对我们的，在当时既不打牌也不吸烟，整天搞发动，群众关系扩大了，我们很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暑假学校解聘了我们。
据《衡山党史》记载：岳云中学副校长，国民党中统分子文亚文在校务会上威胁何炳麟校长；必须立即解除梁君大、朱抱坚、陈啸天的教师职务；并出示了国民党省党部（以教育厅名义签发的）驱逐我三个共产党员出境的密令。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了严格执行我党中央保护干部的指示精神，派郭建来衡山宣布：调陈啸天、周白去铜官工作，欧阳方（颜福廷）、梁君大、朱抱坚（朱济凡）在南岳继续坚持党的地下组织活动。
【四】 组织中共长沙县委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 “抗战初期徐特立在长沙的活动” 中记载：1938年，徐特立就湖南的地下党组织和社会情况等问题，向党中央写了五个调查报告，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写到：
新化的锑矿仍旧开采，我们开始有组织。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人，有党的组织，工作尚好。长沙铜官窑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
当时正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大发展时期，其中湖南发展党员最多，由谢介眉领导的铜官窑区3000工人中，党员就发展了800多（一说500多）。关于父亲参加组织长沙县委工作的情况，《中共长沙县委史》中记载：1938年7月，中共长沙县委恢复，张钧（曾国琦）任书记，毛达恂【1926年入党，解放后任大连副市长，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谢介眉【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孔福生、罗怀树、陈啸天任委员。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从南岳撤出后因无职业掩护，我请求组织上允许我们到延安学习，未被答应，但是允许我去武汉参加党的学习班学习。到了长沙住在招待所中，因为武汉形势紧急，党组织准备撤退，我们终止前进，党派我们去长沙北乡铜官镇窑区做窑工工作，以陶业小学作掩护，并参加组织长沙县委工作，负责民族解放先锋队，省方联络是李锐同志。
到了铜官，见到长沙县委书记张钧同志，谈过工作以后我即到陶瓷小学教书，入夜即去窑工学习班讲课，每支部办一星期，共办了八期。当时工人的领导是谢介眉，铜官人，亦是工人。在学校中我们成立儿童生活团，举办募寒衣救难民，捐募废铜铁送政府，经常举行时事讲座、出墙报。“九·一八”、“双十节”都发动铜官群众大会，当时长沙“观察日报”（党办的）时刊载我们群众运动情况。
父亲是和生活书店的潘超【解放后任共青团常州地委书记，后来调北京中央机关工作】一起，住在招待所准备去武汉党训班学习。在等待出发期间，他们两人结伴学会了一点湖南话。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长沙大火，敌人到了汨罗江，我们仍在铜官，学校停办了，县委搬到了长沙东乡，县委调我住长沙东乡五梅山县委组织委员毛道逊家。无工作掩护，不久省方调我回邵阳，十二月我到邵阳住办事处，当时办事处负责人是王凌波同志。不久派我去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临行时省委任侧民同志指示我们：“讲学院党的意思要办成陕北公学性质，不过那里不是陕北，要好好学习统一战线政策。学生来源很复杂，要注意警觉”。讲学院是两部，一部研究部，主任是李仲融，我是补习部主任。教务长曹伯韩，院长名义是覃振，实际是吕振羽同志。
长沙大火后，陶业学校停办父母没了工作掩护，住在长沙东乡五梅山县委组织委员毛达恂家，那时母亲已怀孕，毛家对她呵护有加，若干年后我母亲十分感触地说，那时的同志就是亲人。1939年1月底，父亲奉命离开长沙县委来到邵阳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当时来办事处的人很多，他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来参加省党代会的。
据《邵阳党史》中记载：因为邵阳的地理优势，中共湖南省工委便于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迁来邵阳。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也同时迁来邵阳。办事处主任王凌波。从办事处1938年迁来邵阳，到1939年10月徐特立、王凌波离开邵阳前，这里一直是湖南省委活动的重要场所。
1939年2月初，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楼上召开了湖南省党代表会议。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选举了省委领导班子，一致选举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鸿钧、郭光洲【郭健】、蔡书彬、王涛等七人为省委委员，袁学之、帅孟奇为省委侯补委员，高文华为省委书记。这次省党代会开了五天，父亲是党代会开完后被派去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的。
几天后，同志们陆续走了，大家说声，同志，工作顺利后就握手道别。在邵阳办事处和白同志（王铁铮。解放后任中央党校二部负责人）同住一起多日，后来与白同志在桂林师范相遇，当时名叫白凤山。
【五】 任塘田讲学院补习部主任
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号称“国统区中的中共小抗大”，是中共湖南省委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 “抗战初期徐特立在长沙的活动”：（3）支持和指导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1938年6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徐特立同志根据吕振羽同志的建议，经徐特立报中央同意，决定在武冈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以统战形式开办，邀请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湖南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为董事长，并邀各界名流任董事取得合法地位，吕振羽为副院长，任教多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学习文化课外，主要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该院于9月15日开学，1939年4月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封。”父亲是在党代会开完后，被派去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的。
他在实践中深感自己水平低，所以要求去讲学院学习，可是党需要他担任补习部主任。他在自传中记述：临行时，省委书记任作民同志指示我：讲学院，党的意思要办成陕北公学性质，不过那里不是陕北，要好好学习统一战线政策。学生来源很复杂，要注意警觉。到了塘田一看，住他旁边的讲学院研究部主任是李仲融，对门是教文学创作的著名作家王西彦。父亲热爱文学，敬仰鲁迅，经常向王西彦请教，因此结下了深厚友情。王西彦给他书写了一张鲁迅语录：“石在，火是不会灭的”，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父亲的笔名就叫“石火”
李仲融，（1890—1980），湖南长沙人，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物收藏与鉴赏家。1925年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新四军时和梅志的妹妹结了婚，是胡风的连襟。
他与前妻生了两个儿子，杜高【李传惠】是他的大儿子，16岁演戏剧，18岁創作剧本。解放初他与乔羽，路翔同在中国剧协创作室工作，可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被打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组织“小家族”骨干分子受到处分，因他与路翔等人过往较密，1957年，与黄苗子，吴祖光等文化人又因““二流堂”等莫须有罪名，被打成右派被投进监獄劳攺，直至1979年才被彻底平反。
改革开放后，他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全委等职，2008年，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与他会面时，他忆起当年在塘田讲学院的往事，当时才10岁的他很清楚我家的情况；你妈妈生下你大哥后身体很虚弱，所以根据当地风俗还喝过我的童子尿。知我与北京人民大会堂合作，他很欣慰地对我说，你父亲没白培养你。临别赠我《又见昨天》《一纸苍凉》他著的两本经典之作。
大革命时期，李仲融曾任广州、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教员，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政治总教官等。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他回到长沙，与杨开慧在同一党支部，继续联系革命志士、发动和组织群众，与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后因叛徒出卖，与杨开慧等先后被捕。杨开慧牺牲后，他被家族花钱营救出狱，又依照党的指示参加了“左联”、“三联书社”的革命活动。
1936年，他在长沙组织1936剧社，并成为湖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发起和筹备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为后援会领导人。“西安事变”后，他曾奉党的指示千方百计与坚持湘赣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谭余保、傅秋涛等取得联系，营救各路红军游击队出山。
1941年，他奉命从敌后抵达新四军军部，担任新四军江淮大学和“高级干部班”的教授，陈毅、谭震林、罗炳辉、彭雪枫等一大批华东地区和新四军的高级干部、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
解放战争期间，他又曾与何封、薛暮桥等一起任过山东大学的教授。全国解放后，他历任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南京大学党委委员等。十年动乱受冲击时，幸亏毛主席说了话；“李仲融这个人我了解”使他得到保护，1980年秋在南京逝世。
父亲有张120胶卷6×6的照片，上面站着不少人，其中有父亲，落款是“塘田战时讲学院1939.3.×”。上面没有母亲，可能她快临盆了，我大哥陈建是1939年3月31日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出生的。
《邵阳党史》——塘田战时讲学院：“在薛岳的督催下，武冈县政府于4月20日发出布告，勒令解散讲学院……第三天，吕振羽和王时真以武冈赶回塘田寺，当晚讲学院召开了党组会议，决定了斗争方法和撤退步骤：（一）成立讲学院结束工作委员会，由吕振羽任主任……任副主任，分别负责学生、教师的撤退工作。（二）……（三）党员干部和学生提前撤走一部分，有的撤至桂林，有的疏散回家或介绍工作，副院长吕振羽和少数学生留下来办理结束工作，等待省委指示。在敌人武装包围下，讲学院被迫停办，在撤离之前学院邀请附近部分群众与师生一起举行了“话别会”。话别后陈润泉、曹伯韩、李仲融等老师和邓晏如、王琦蔚、吕剑莹等同学陆续撤回桂林，按讲学院决定以剩余伙食费和处理院立数千元余款作基金，在桂林成立了石火出版社。（意即石在、火是不会灭的—鲁迅语），在结束过程中省委派李锐同志到院传达了省委指示，同意讲学院党组的撤退计划和措施，并布置讲学院党组织在讲学院解散后，安排一部分党员到尚未建立党组织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建立党组织。”
《周恩来传》 金冲及主编 第447页：“1939年4月18日周恩来到达衡山，看望在南岳训练班的队员，并向训练班作报告。下旬在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对组织发展工作提出“质重于量，巩固生于发展”的方针。月底到达桂林。四月卅日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已抵桂林，明早飞渝’’。
第449页；“1939年5、6月间，南方局遵照周恩来指示作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了隐蔽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活动方式，把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等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为以后“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五月，伪湖南省党部派人以紊乱学制的罪名查封了讲学院。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四十八天，回邵阳，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后来塘田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桂林，住施家园从事文化工作）。我们光荣地趁着周恩来同志的汽车到了衡阳，住办事处，当时负责的是张元培同志。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以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陆续到桂林的塘田教师、学生都安排在生活、新知书店工作，一部分人在桂林组织了石火出版社，以塘田剩余资金创办的，我也是股东之一。
父母奉命转移时，党组织专门派了两位同志护送。事后才知道这两位同志在返回长沙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盯上，除一位同志侥幸逃脱外，另位同志被特务杀害。
1983年冬，父亲应湖南省政协、统战部的邀请，赴长沙参加塘田老同志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湖南省政协主席谢介眉，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塘田学生邓晏如。塘田学生，湖南省科技情报所副所长王锐聪，他与父亲同住房间, 当年护送父母及尚未满月大哥的他告诉父亲，另位护送他们的学生谢维克，在回乡途中被国民党杀害了。
当时根据党组织安排，准备去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父母，带了才出生不久的大哥到了邵阳, 可是刚住进附近小鎮一家小旅馆，就有个学生模样打扮的人推门进来。此人一见我父母就说：啊，是你俩位先生啊，原来你们也来到了这里了呀，嗳，请俩位不要离开这里哟，晚上我有要事拜访噢。说完还神秘地压低声音，附耳对父亲说，我也是塘田讲学院学生，听你讲过课，好，真的很好。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父亲一听顿时警觉，此人肯定有问题。
【六】与叛徒斗智斗勇
按照中共地下党制定的严密纪律，组织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绝对不能暴露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更关键的是，任何人没经过上级批准同意，绝对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想到此，父亲表面对此人应付说，我们刚到，是要在这里先休息几天。此人听后，嘿嘿干笑几声便匆匆离去。
他前脚离去，父母啥也不拿，抱起大哥就走出小旅馆后门，直奔弄堂口，然后化了一个大洋上了一条小船，渡过一条河来到对面小街。他们先在街上故意兜好几个圈，回头看看确定无盯梢，便迅速离开。按照事先掌握的信息，他们很快找到乡下八路军办事处向主任王凌波汇报了此事。
王凌波主任一听此事，觉得情况不妙，立刻判断说，你们已经暴露，走，赶快走！并对父亲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大加赞赏，命令他们先到衡阳，然后取道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事也巧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到了此地，今天派的专车就是那辆由南洋华侨捐赠给的救护车，办事处准备送省委的两位主要领导赶到某地开会。所以父母与我大哥在王凌波主任的亲自安排下，与省委两位领导一起坐上了周恩来同志的专车，很快离开了此地。
抗战中，南洋华侨富商陈嘉庚赠送给周恩来同志一辆救护车，随车而来的驾驶员也是南洋人，大家称这位年轻人叫阿丕。
上车后，省委领导拿出一只美国制造的大鸭绒枕头，给孩子塞垫在身下以防汽车颠簸。【可惜，1969年全家被迫下放农村，这只大鸭绒枕头也就丢失了】当这位南洋华侨司机精心驾驶汽车奔跑在公路上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特务团团包围小旅馆，但扑了空。可笑的是，为能向上头交差，追到小河边的特务们对远去的几条渡船噼里啪啦放了一阵子枪。
此人确实是个叛徒，专门跟踪追捕我党工作人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接踵发生了平江事件、河南竹沟事件，秘密逮捕八路军办事处干部等恶性政治事件。
1939年6月12日午，驻湘鄂的国民党杨森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平江通讯处，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通讯处秘书吴贤众杀害。半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及家属赵禄英等4人活埋于黄金洞。这一惨案激起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公愤。8月1日延安各界集会，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追悼死难烈士。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抨击蒋介石及其党徒的罪行。
抗战初期，竹沟是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曾先后设在这里，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朱理治、陈少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组织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创华中地区抗战新局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的竹沟成了新四军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基地，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五师都是从这里出发会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起来的。在竹沟，还通过开办党训班、教导队等形式为中原各地培养了4800多名军政骨干。因此，竹沟被人们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
1939 年10月，国民党中央下达了用武力除掉竹沟留守处的命令。11月11日拂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耿明轩组织确山、泌阳、信阳三县保安团16个中队和地方联防队共1800多人，向竹沟发动了突然袭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10日黄昏时分，竹沟东门外的大街上来了100多人的壮丁队，准备到泌阳去，因天色已晚，便住在竹沟的东街上。
11日拂晓，住在寨外的留守处教导队打开寨门，此时，东街上的壮丁队出发了，后续部队约50人突然闯进寨门，迅即登上寨楼，拿出暗藏的手枪，将我军守卫东寨楼的一个班13人全部杀死，一部分保安队已经深入到街中留守处的门前。我军进行还击，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巷战，土顽死伤很多。在战斗开始后，我保卫部门肃清了内奸、特务分子杨春堂的嫂子，内奸分子“杨大姐”等。
12日，省委决定在当夜突围。午夜时分，机关全体人员500多人，冒雨分三批从西寨门突围。由于西路土顽系泌阳保安团，其中一个大队由我方同志掌握，省委已与之取得联系，遂决定由西门出发，向竹沟西南龙窝方向突围。
13日上午，国民党土顽占领了竹沟，开始了血腥屠杀和抢掠，共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伤员、干部家属及革命群众200多人。
“竹沟惨案”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张云逸、朱理治、彭雪枫等发表演讲和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七】又见到了徐特立同志
当晚，父母与孩子又见到徐特立同志，徐老见到他们也很高兴，他很详细地了解了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情况，然后很关切地询问起他们以后的工作，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临别时，徐老特同志地从母亲手中抱过刚满月的孩子，他一边细看，一边语重心长嘱咐：孩子虽然是你们的，但也是我们党的，孩子是咱们革命事业的希望，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作为中国革命者的后代，你们定要好好抚养，精心培养！
徐老的话让父母非常激动，连连表示要牢记徐老的话，今后不管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首先要保护好孩子，最终将他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几十年后，我的大哥成为中国网架工程学会副会长】
怀揣密写的党组织转移关系，牢记伟大可敬革命老人的谆谆教诲，父母与徐老告辞连夜登上往阳朔、桂林方向轮船，踏上更艰苦的征途。到了桂林后，父母成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石磊同志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隐蔽在阳朔国民中学当教师。
石磊，真名曹瑛，1925年加入中共，1938年后在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 衡阳、南方局 桂林、 重庆八办，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湖南省委常委兼长沙市委书记、驻外大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改革开放后，仼中纪委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父亲在自传中记述：”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5月18日，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到了桂林去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党明确由石磊同志和我们联系。石磊同志对我说，工作自己找，组织关系和活动由他负责。
在桂林原打算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因为在塘田王西彦给我介绍在广西地方干校的欧阳凡海同志，托他介绍工作。
后来碰到了潘超同志，他告诉我该校寿命不长，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注意，大家不要集中在一起，打进一个中学去很重要的。我和石磊谈起这情况，他同意这么办，所以我就未去找欧阳而去找金步墀（金步墀当时在广西教育厅编辑室工作），他叫我冒充安徽大学肆业，提大5岁，介绍我到阳朔国民中学任试用教师。
1939年6月，我们乘船到了阳朔，在阳朔国民中学任语文教师。阳朔国民中学的地下工作，就是领导学生演话剧，开展农村宣传、生产劳动”，因为“工作负责、积极”，国民党的广西教育厅不仅给了我一个嘉奖，后来还要我兼任导师、训导组长。阳朔离桂林水路一百二十里，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受组织教育。”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中记载：党组织建立前时期（1938—1941）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于1937年秋开始筹建，1938年8月正式宣布成立，10月首批学生入学上课，地址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从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
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党组织建立时期（1942—1943）记载;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记载：
“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1939年5月18日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周恩来传》记载：“1939年5、6月间，南方局遵照周恩来指示作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了隐蔽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活动方式，把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等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为以后“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可是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撤走时我却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1941年春天，我接到石磊同志由重庆来信。内容是我为生活关系到了重庆，望你们好好工作。我走了你们一定很寂寞，但不久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进货，我叫他来看你们。（信是用西式信封写的，原信在湘南被围时缝在衣服里被雨淋湿毁掉了）以后就无联系了，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也无任何回信。
【八】 在桂林师范坚持斗争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于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导致工作不顺利。
在桂林生活教育社会见了操震球先生（解放后任安徽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介绍与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我将情况向石磊汇报，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
父亲在自传中还阐述：“在桂师，我教教育功课。当时桂林师范有许多进步老师，如郭文杰、白凤山、孙怀琛等，（其中白同志我在邵阳办事处见过面的）。我们建立研究小组进行学习，并有计划地领导学生活动。桂师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广西学生军退下来的，都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广西学生军有较进步的表现，学校活动很活跃……
工作到1942年暑假，组织上一直无人来联系，桂林情况恶化。新知、生活书店被查封了，我们在校的工作也受了些注意，进步的教师一个个走了。我写信到重庆也不见复信。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几十年后她成为中国工程九院高级电子工程师】，我就和桂师一个派去富川国民中学做校长同事邀去富川了”。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中记载：“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
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
“1939年春，广西当局举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同意，中共党员杨东莼应聘为教育长，实际掌握办校大权。接着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广西省工委推荐和抽调了秦柳方、宋之光、周钢鸣、蔡冷枫、林路、潘超、苏曼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张景宁等爱国民主人士到校，担任各级干部，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掌握了各级领导权，参照抗大方针办校，致该校实誉为“南方抗大”。”《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第1536页：“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
第1533页：“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
“八办1938年11月在桂林建立，处长先后由吴奚如、李克农担任，地处桂林市桂北路138号，并在城北7公里处的灵川县路莫村设置电台、仓库及“招待所”。办事处下辖在桂林的中共组织有：八办机关总支、“三厅”特支在桂组织、桂林报界总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外省党员支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梧州特训班特支、新安旅行团支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支部、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共特支、抗敌演剧第4队、第5队、第6队、第7队、第9队的支部、新中国剧社支部以及单线联系的党员和南方局所属负有特殊任务的党外著名人士，如一直追随李济深的胡希明。”
【九】被迫撤离桂林
正当桂师党支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1942年夏，桂系撕下容共抗日的假面具，在广西掀起了反共逆流。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震撼省内外的“七•九”反共事变，由于叛徒郭潜（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和梁跃宝的出卖，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
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和中共中央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梅萍等一秕共产党员被捕，使广西和桂林市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为了保存我党的实力，省工委指示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桂林。毛文彦、肖雷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了桂师，欧维端、陈赐珍、刘流也迅速离开了学校。教师党员白凤山等也被迫易地工作。
桂林师范在唐现之先生主持下，延聘一批坚持抗战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到校任教，他们中有著名的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也有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当时由于战争影响桂林是大后方，不少文教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也给桂师提供了选择良师的客观条件。党积极支持唐现之先生办学，到桂师任教的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团结全校师生和唐现之先生一道，坚持民主办学，从而使桂林师范形成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校风，为党在这所学校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阳朔党史资料通讯》第三十期 1984年9月9日；牛继祥：我接触的几个进步老师：“肖克勤，现名肖杏村：湖南长沙西乡人。一九二六年参加共青团，后调往江西萍乡煤矿工作，1928年转党。解放后在湖北省教育学院任付院长，1983年8月离休。肖在抗日时期，在本地区任区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如果迟走两小时就没命了。后来敌人在全省通缉他，他于1941年6月逃到了桂林，当时想通过八路军驻桂办事处去延安，但在他到桂前，办事处已撤走，最后通过组织，才找到原在长沙一块工作过的阳朔国中陈啸天，陈把肖安排在阳朔国中学”。
肖杏村：我在阳朔国中的一些活动：
“我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26年在萍乡煤矿工作，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党中央作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指示，同时还指示，在必要时，经组织批准，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打进敌人内部去，搞合法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去了广西，打进教育界去……我就是1941年元月去桂林，通过陈啸天（安徽人，共产党员）的介绍，二月我到了阳朔国中当老师。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当时党组织没有横的关系，在学校也没建立党的组织，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由于相互的思想一致，实际上也宣了，只是不公开向外声张罢了。1942年5月，我奉调离阳朔，到了桂林师范，在那里建立了党组织”。
父亲还记述了到富民国中的情况：因我鼓励学生联名告校长贪污，以鼓动风潮罪名被伪教育厅记大过一次，同时另方面思想上苦闷，情绪不安，决计返湖南找组织关系去。
12月我到桂北兴安中学教国文，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几十年后，她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正团级参谋】
1943年3月，我到湖南零陵冷水滩扶轮中学教文史。校长张新虞从各方面调查认为我思想左对我有歧视。在当时，我的思想上确实很躁急；组织关系失落，物价又波动厉害，自己负担又加重，明知返湖南很危险，但还是往湖南去了：七月耒阳精忠中学桑耀曙介绍我去精忠中学教历史，思想上认为耒阳是当时湖南省会，虽然湖南是反动大本营去那里很危险，但为能找寻到在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也许容易，所以我们决计前往。
【十】 在挚友帮助下，坚持到抗战胜利
到耒阳不及一个月，学校准备开学，可因长沙四次会战学校停办，父母亲随学校流亡到湖南宜章，学校无法开学停办，生活来源完全断绝，父亲在自传中说：“……卖去一部分衣物书籍。战局转紧。冬天，我们又流亡到汝城，可是这里很快被日寇包围了。1944年，敌寇离汝城仅40里了，城内人都跑光了，我的第四个孩子出世【几十年后，他成为中国长航公司高级工程师】我也无法走，孩子多也走不动，一切准备牺牲在这里了。只有谢家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常来安慰我们：不要怕，日本鬼子来了我带你们到山里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人。她将它家中吃的东西，如南瓜、豆子也送一点给我们活命。写到这里我心里还感到辛酸，我还感谢这位好心意的老太太”。
“结果日寇还是未打进来，原因是崇山峻岭的关系。敌人不来，城市又活跃起来了。当时有个战区（国民党第九战区）人马和湖南各机关都围在这儿两县里。1945年2月，我把剩余书籍拿到街上去卖，因为有几本进步书籍，一位穿了制服的广东人要买我的一本‘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编’，彼此攀谈起来，了解他是就是木刻家李桦（当时他任第九战区长官部编辑室主任）。第二天他来和我谈，同情我的处境，要介绍我到他领导的一个印刷厂做校对工作，可以支同上尉薪水，每月大概七、八斗米，不够他再帮助我。
思想上虽然感到我做这工作不田合式，但由于李桦的热情，我也发现他的思想很进步，二来生活所迫，三月我去离汝城六十里南洞墟料家村的印刷所，住在一个姓郭的大地主家里，这时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每天和李桦谈谈，他还有很多社会科学书籍和哲学方面书籍。因为彼此在思想上很接近，我受他理论上的帮助很大，尤其关于哲学问题上，心里怀疑他是一个同志，但未谈出，但是我们的思想上全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一定可以出现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时我们因为看不见报纸，战事消息仅得些口传，直到十月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接着我们推进到江西南昌，李桦为大众日报写稿，生活很清闲。1946年8月，他的印刷工作结束，我领了三个月的遣散费（三石米）与他告了别 。
1950年，这位中国版画第一人，鲁迅先生的好友李桦应徐悲鸿先生诚邀，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版画系并自任主任。从此李桦先生一直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1991年，中国美协、中国版协联合向他颁发了“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李桦的版画作品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和喜爱，世界上众多国家美术馆收藏他的作品。日本神奈川县近代美术馆、澳大利亚的国家画廊、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现代历史博物馆等许多机构都收藏了其作品。解放后父亲一直与李桦先生保持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枫叶正红之秋，已属古稀之年的父亲在我五哥【此时他是江苏省级机关医院急救中心主任，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的陪同下，特地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拜访这位今生患难挚友，劫后重逢，抚今追昔，彼此见面时激动场面真正感人。
“至少现在我俩还全活着嘛！”李桦先生的见面词，那真正寓意深刻啊。为抒发情怀和永志留念，这位年逾八旬的老艺术家又次欣然挥毫，一气疾书条幅相赠，是为录陈毅元帅诗：“书中夹红叶，红叶颜色好。请君隔年看，真红不枯槁。”父亲明白挚友书赠此诗的良苦用心，这位经历过常人极难体会曲折磨砺的我父亲，从此心态更豁达坦荡，晚年生活怡然。
他将这幅珍贵书法作品挂在床头墙上，与李桦教授当年赠送的《抢饭碗》水墨画一样，时时细细品味，睹物思人。彼此关系一直保持到1994年这位中国当代版画艺术大师去世。
【十一】迎接解放前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1946年8月，李桦领导的印刷做校对工作结束，我们领了三个月的遣散费（三石米），本想在南昌找书教因无关系而作罢。九月趁着一只装煤的船，十月底转达阔别十年的故乡——采石镇。我的家里最初盼望我回来，等到我回来以后，两手清风还带着四个孩子，无形中增加了家中的负担。这时候我没有社会关系，一时无法找到工作，只好在家帮助生产。
1947年春天，周白带着孩子去无为县原籍，在乡村找到一个小学教师工作，维持孩子们的生活。一年多的失业，让我的精神倍加苦痛。1947年8月在南京大中中学任教师。1948年10月又失业回家。1949年2月由我的老师，生活教育社马侣贤先生介绍，我们来到武进敦本小学工作，我任教务主任。
去后不久，我们即组织全体教师学习程今吾的新教育体系，推行新的教育。我们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一边主动展开了农村工作并掩护地下同志工作。我们办了民众夜校、妇女班，贯输民主思想，“三·八”妇女节和“四·四”儿童节我们都举行了扩大宣传并公演。
每月出版“敦本通讯”介绍实验新教育方法，我们推行民主教育采用小组学习方法，反对体罚，提倡小先生制并及时访问附近十里周围农村小学，与他们联络，作影响活动，一直到解放大军渡江，这些工作都没有间断过。
解放大军渡江以后，我们积极展开宣传工作，帮助镇政府宣传政策。5月30日，我们全校80个学生进城参加庆祝大游行。（注：5月27日上海解放，纪念“五卅”）同时，我向罗我白、李青野（即潘超）两同志提出恢复组织关系。
李青野同志介绍我见了地委组织部张科长。罗、李两同志都证明我在西乡工作情况。张科长说要研究一下，并嘱要找我党的联系最后那个才能解决组织关系。七月学校结束，我在乡下搞夏征工作，完成以后到城里再见张科长，答应组织上并在帮助找石磊同志。张科长希望我进城工作，把我介绍给秦处长（注：秦和鸣，专区文教处处长，原城工委书记）。我去找李青野同志（李任地委调研室主任，后调共青团负责人），李亦希望我进城工作。我带了张科长的介绍信去见了秦处长，答应考虑，这时也希望进城工作，主要原因想恢复组织关系。
在那时我以为把石磊一找着，我们组织关系就可以恢复。思想上一方面认为组织关系失落，组织上应该负些责任。1950年5月底组织上接到了石磊由长沙来的证明信，证明当时因组织无法照顾而失落的原因。地委组织部研究后的结论是组织关系暂时不能解决，需要考验，并要我努力按党员要求自己。
快解放前的一天，我和敦本小学校长臧其吉到常州来领敦本经费，在丁培吉家碰到潘超同志（后来丁培吉由潘超介绍到北京工作了）。那时我不敢和潘超讲话，装着不认识的样子。臧其吉为我介绍，这是无锡梅村中学潘校长。解放后我找到地委调研室（地点在大东营房，省常中后面）找到潘超，详细告之我的组织关系失落的情况。谈到石磊他也认识的，他介绍我去见地委组织部张科长并和他谈了话，组织说要我找到最后的关系人。我立刻去信给北京的徐特立同志，苏南刘季平同志，他们都说，十年了，不知他在何地工作。直到潘超调北京工作后不久的1950年1月28日来了信：
啸天同志：
昨日在旧时同事处打听到了石磊的下落，谨告如次：石磊现改了名，改什么？因原传此信息的人不在京，故无从知道，但肯定的是石磊，现任长沙市委书记，其妻在衡阳市副市长，叫陈维清。这人你们或许认识。因为是湖南人，所以这个消息是可靠的，特寄给你。
你可写两封信，一样的内容交刘部长寄去，可靠一点的话，你再写两封，一寄陈维清转石磊，一寄长沙市委会转石磊书记亲。
祝好
周白同志好
弟潘超 一月二十八日
石磊很快来信。石磊同志1950年2月22日来信
啸天、周白同志：
上次你们及今天又由衡阳转来之信均收到。
华东局组织部已有信转来问你们的情况，我已写好交由组织转去了，想不久皆可到达的。你们在桂林（自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夏）时的党的关系，我当然可以证明。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
望努力工作学习。
敬礼！
石磊 二月二十二日
父亲把他的原信和地点交给了党组织，但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父亲在1956年重新入了党，而母亲却被单位党组织以所谓的“因6个月没有参加组织生活而自动退党“取消重新入党预备期；事实是当时的她，正奉命带领工作组进驻戚机厂搞运动，平常根本不能回家，关键的原因是她对反右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见而致。
1984年7月15日陈啸天给曹瑛（石磊）的信
石磊同志：
您好，我们已多年不见，知道您在中央工作，特来函通过组织转交，请审阅并指示。……1939年6月塘院被封，邵阳办事处王凌波同志指示我们去广西桂林。7月在桂林，在桂北八路军办事处和您见面取得组织联系，约定我们在广西与您单线联系，作隐蔽潜伏，约定联系代号我为“萧”，您为“宗”。我随身带有塘院学生转桂名单，有邓晏如等六人，都是党员全交给您了。（邓现任湖南省统战部副部长）。
1940年您去重庆曾来信给我们说：我在桂林生意失利已来重庆，我走了您们会感到寂寞的，不久我的表弟来桂办货，到时会来看你们的。自此到1942年仍未见来了，当时我们单线联系，在桂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心中非常焦急，随于1943年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湖南找寻组织……目前，组织上认为我们失掉组织关系已超过三年以上，未能积极找寻组织不予恢复我们在1937年12月入党的党龄，把我们当作自行脱党看待，很不公平也想不通，因此写信给您。以上请予审阅并希指示。
此致
敬礼
陈啸天
1984年7月15日
曹瑛（石磊）1984年12月24日给常州师范党组的信
中顾委：
此信请转中共常州师范学校党组织。关于陈啸天、周白同志的党组织关系问题，过去有过好几次信往来，我记得李先良同志在世的时候也曾交谈过，李也记不起来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故拖了很久。现在据陈啸天同志所说情况，应该是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如果他们没有其他问题，似应予以彻底解决，以利四化建设。
此致
敬礼
曹瑛 1984年12月24日
曹瑛同志系中顾常委 （中顾委办公厅印）
同意照转 （中顾委印）十二月
在1984年5月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的复查情况中，披露了石磊1950年2月20日和5月14日的证明：“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19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
过去认为，因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影响，尤其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父母的真实历史堙沒于错误的怀疑雾霾里，与人为因素关系不大，但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具体原因虽然不在此一一披露，可原因”与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坏人也不少“的结论非常符合。幸亏1987年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看到父亲的申斥报告，结合中顾委领导的证明当场指示：”该同志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虽然恢复1937年党籍要经中央审批，最起码也应享受离休待遇。”所以1988年10月，党和政府给予父亲离休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此时他将在常州师范学校领导岗位上渡过72岁生曰。可惜母亲在下放农村的1973年中不幸去世，所以她没能等到这一天。
1973年12月29日凌晨，永远难忘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所以此文写的格外沉重。气候正属寒冬腊月，外面滴水成冻，在常州一院这间最普通的大病房里，因有一扇窗户不敏缝，所以凌冽的西北风能透过窗户隙缝，无情吹在她薄薄的被褥上。因为被褥太小，所以她的两脚只能经常祼露在外。尽管她已昏迷几天属弥留之际，仅靠输液维持尚存一息的生命。但总觉命运对我这位历经几十年颠簸，与多种疾病一直顽強博弈，即使遭受不公正政治待遇，精神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委屈与打击，仍为国家兢兢业业工作，性格坦诚爽直，理论水平一流，属于良妻益母型的母亲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
才十几岁的她，师范毕业就在贫穷的乡村从事教育工作，抗战爆发那年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她毅然抛弃尚属优厚的家庭环境，走上了抗日救亡艰难道路，黄麓，信阳，长沙……
1938年在徐特立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父母同时参加了中共，从此衡山南岳、长沙铜官、武冈塘田，桂林，汝城……都留过她的足迹，众多地方党史上留有她的英名但她从不张扬。
母亲生育我们八个子女，但联共【布】党史她能阐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她能讲解。中共党史更是倒背如流，所以担当学校领导工作。
根据江苏人民出版社《兰陵春苑笫一枝——常州地方党史》笫31页；……在庆祝常州解放两周年的日子里，1951年4月21日，常州市第一届妇女大会胜利召开……在第一次执委会上，推选王芝芬任主任，方映，周白任副主任……可是崇高的理论虽能让人信仰追求，但是现实却让她迷惑不解：为何讲台上的真理到了台下就成了张废纸，为何右派分子要按照上面规定的比例摊派，为何某些地痞无赖能当书记，流氓恶棍成为部长，尽管这些腐败分子先后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但是荒诞不经的四清、文革,干部下放等等,使许多人毕生追求的理想成了泡影，就此她的身心已经疲惫，病魔早已缠身精神恍惚。
虽然初心并没就此改变，依然执著追求自己美好的理想，内心企盼能回到那种充满诚挚同志情感的真实年代。可现实除了无情打击还是残酷迫害，直至在下放农村中含冤撒手人寰。
实践证明，凡属别有用心渲染的信念，本质就是魔鬼上演的恶作剧，不会识破与保护好自己，结果就会被魔鬼利用吞食。所以她55年的人生旅途走的很不平凡，也不适时宜，否则她也将与我的父亲一样，在中顾委常委亲自证明下恢复1938年党籍，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真乃可惜可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