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丹青：故乡是文学的起跑线

　　我对故乡与文学的思考是有一个直接原因的，这也许是旅日三十多年而造成的一个现实，离开故乡越远，贴近文学的心境就会越大。当然，所谓“离开”，在此指的是时间与空间之于我个人的距离。

　　最近，以翻译村上春树小说而知名的丹麦语翻译家霍尔姆女士到大学研究室找我，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她的理由：“有位电影导演邀请我出演一部纪录影片，沿着我翻译村上春树小说的主要线索，重新审视故乡与文学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毛教授的住所正好是村上春树少年居住过的地方，于是到此专程了解一下。”

　　听罢，顿时有一股越境文学的气息应时而生，包括2002年大江健三郎拜访莫言的山东老家，作为现场翻译，我第一感受就是故乡与文学，除此而外，似乎找不到一个相互更搭的内容。文学发生的机制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故乡的，这不仅源于我个人的域外经历，而且还包括了通过文学翻译所获得的深度认知。

　　与霍尔姆女士的共同话题是村上春树，我翻译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恰恰是因为故事的发生地点以及相关情节就在我的住所附近，一个让村上少年生活了19年的故乡。我跟她说：“作为译者，如果是我们了解的作家，一定会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出另外一个场景，纵深感很强。”

　　其实，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请教霍尔姆女士。2016年村上春树获得了丹麦安徒生文学奖，他的讲演开头是这样说的：“读安徒生的《影子》是这些天的事。我的丹麦语翻译霍尔姆女士向我推荐这个故事，并说她确信我会感兴趣。读后，果然让我吃惊了，安徒生竟然写出了这样的故事。”

　　《影子》是安徒生描写人的异化的著名作品，与他平时非常阳光非常温暖的童话截然不同，在这个故事里，他的笔下是人类彻底的绝望。我问霍尔姆女士：“推荐村上春树读《影子》的最大理由是什么？”

　　她回答：“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从故乡的寒国到暖国的，然后把自己的影子丢掉了，而影子却变成了主人，在这里，人被不可挽回地替代了，最终死于非命。这个故事通篇也是一个来往于故乡与现实的过程，这是我推荐的重要理由。”

　　村上春树与其他日本作家一样，也是一位喜欢在故乡留下笔墨的人。以兵库县西宫市为例，这是村上春树从小长大的地方，气候环境宜人，历史上有不少日本作家与此地结缘，当地人称之为“文人的乐园”。井上靖、田边圣子、远藤周作、野坂昭如等著名作家都曾把这里秀丽的景色，“植入”进自己的文学作品。

　　同样是故乡，这一主题无论是对作家，还是对译者，从某种意义上，都离不开时空的置换。正如霍尔姆女士所说的“过程”一样。我记得大江健三郎曾经比较过他与莫言的文学故乡，因为当时的翻译笔记我一直保存了下来。

　　谈话地点是莫言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平安村，大江健三郎说：“我比莫言大20岁,日本的农村与中国的农村虽然不一样,但我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我的母亲和祖母也给我讲述过山村里的许多传说,这跟莫言的爷爷奶奶讲故事给他听是一样的。可是,这些传说这些故事不一定都是美丽而温馨的,我记得当时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关于狗的传说。有一天,有一个专门屠杀狗的人来到了我的山村,他挨家挨户把狗都找出来,带到河的对岸凑在一起,我家的狗也被带走了。他从早到晚,一条条地杀,还扒它们的皮,然后把皮晒干,最终好像是为了卖这些狗皮。据说,他的狗皮都是销往中国的东北,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这个传说对我刺激很大。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是在18岁,那是我第一次坐夜行列车离开故乡的时候,后来考上了东京大学。当时在大学的报纸上,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就是《屠杀狗的人》。这让我想起了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读这篇小说让我非常怀旧,尤其是小说一开头就讲,我的村子里已经没有白狗了。狗都是混血的,有的狗看上去是白色的,但总有哪个地方是发黑的等等。这些描写,还有观察跟我非常近似。我写《屠杀狗的人》的时候就曾经想过,那个人那么凶残,杀那么多的狗,他怎么一丁点儿也不想让狗安乐死呢？我们的共同点首先是从一个小村庄里来的,然后又是一个离开故乡,把思念寄存于故乡的过程,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的内容,也是我们的文学起跑线。”

　　最近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有一集讲的是莫言，为此，我也应邀参加了部分制作，并提供了二十多年前珍贵的影像资料。其实，当时的我无论是在莫言的故乡，还是后来去过的大江健三郎的故乡日本爱媛县，甚至包括我现在的居住地村上春树的故乡，所有这些故乡的元素都与文学密切相连，尤其是作为译者来说，从文学到现实的过程不仅是越境的，而且是与内心相互照射的，这也许是故乡与文学的某种内在的机制与关联，令人不忘。

　　我的故乡是北京，久居日本，常年致力于用日语写作，域外与故乡的概念经常得益于翻译文学的确认以及与作家们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这无疑是让人心灵丰富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体会这句话的分量的过程，即“故乡是文学的起跑线。”

毛丹青（旅日作家 神户国际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