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陶：新世纪不再忧伤 ——上海巴金故居观感

作者: 张　陶来源: 原创时间: 2018-11-30 09:58 阅读: 次大中小

　　第一次读巴金的作品，是在上小学五年级，当时我跟随姨母一家生活。当过女兵，走过抗美援朝烽火的姨母，爱好文学，在她家柜子下面有个大木箱子，装了好多藏书。闲暇时，见她拿出一本，悄悄地在家阅读。有一日，家中无人，我好奇地打开箱子，看见里面有《秋海棠》、《迎春花》、《青春之歌》、《家》等好多我没听说过名字的小说，那个年代这些书，已被列为大毒草，属于禁书，我所能读到的只有《金光大道》类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偷偷拿出《家》这本书，躲在屋角贪婪地读了起来，虽然年纪尚小，理解、鉴赏能力较低，却被书中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境遇深深吸引，特别是梅表姐、鸣凤和瑞珏三个女子的悲惨遭遇，令我叹息和落泪，因此也牢牢地记住了“巴金”这个文学巨匠的名字。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祖国艺苑已百花盛开，今年春季去上海小住，听说武康路巴金的故居已对外开放，就踩着广玉兰的香气，来到位于徐汇区的武康路，这条路名人故居密度较高，有约30处的名人旧居，被誉为“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名人路”。它与霓虹闪烁、熙熙攘攘的南京路，恰恰相反，清静幽雅，没有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没有汽笛鸣叫的喧闹，偶尔驶过几辆自行车，也像小河水一样缓缓地流过。精巧别致的西班牙建筑、英国乡村别墅式建筑，错落有致地掩映在街道两侧的绿荫里，高大的梧桐树把有些弧线型的街道，演绎成一条绿色的时光隧道。
　　113号就是巴金的故居，它是巴金在上海居住最长久的地方。也是千万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在这幢别致的花园洋房里，交织着巴老后半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印证着他对幸福生活的希望、憧憬及暮年的忧伤与呐喊。在这里，他殚精竭虑创作了五卷《随想录》，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
　　走进故居，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免费门票，告诉我故居外侧和花园可以拍照，室内不能拍照。我一边答应，一边观看，故居是由一栋主楼、两栋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总占地面积为1400平方米左右。主楼是一座花园住宅，假三层，细卵石墙面，深绿色的木窗，白色的拱形门，墙上和窗边爬满了青绿色藤蔓，靠墙还有一个木制楼梯，简洁而典雅。
　　穿过院子上几个台阶，便是门厅，墙上一幅用五线谱线条做树枝，缀满点点红梅围绕巴老头像的一幅国画吸引了我，这是画家黄永玉为巴金故居开馆而作，他喜欢巴金古典与众不同的面孔，认为这是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画像不仅形似，还很有艺术表现力，充满了激情与生命力，画像旁是黄永玉的题诗：“你是谁”，也是这幅画像的名字。诗的前两句为：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是战士，还是刚出狱的囚徒？”
　　你是谁？驻足在画像前，我也在探问：是那个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封建官僚家庭的富家子弟，在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下，渴望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于1923年毅然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的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吗？
　　你是谁？是《家》中那个大胆、叛逆，富有理想和热情，具有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憎恨腐朽的封建制度，最后投身革命洪流中的热血青年觉慧吗？
　　你是谁？是那个在法国求学时，仍关心着祖国的颠簸命运，以无羁的探索和反抗精神，伴随着巴黎圣母院孤寂的钟声写下《灭亡》中篇小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担任《救亡日报》编委；当选上海文联副主席，为新中国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历经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仍执着地热爱着这片土地的《人民作家》吗？
　　你是谁？还是让黄永玉的诗句来回答吧：“你是个被咬掉奶头，扪着胸痛的孩子他妈，你永远在弯腰耕耘而不是弯腰乞食，你是沉默忍受煎熬的“拉孔”，从不叫出声音。谁都认识你是巴金，你大声地喊出：“我是人！”
　　一楼餐厅是巴金的妻子萧珊在世时亲手布置的，为“文革”前夫妇二人宴请宾客的主要场所，现根据原貌恢复布置。进门左边靠墙立着一架钢琴，是萧珊用她第一部翻译作品《阿西亚》的稿费买给女儿的，客人拜访时，女儿经常会弹琴助兴。如今完好还原的餐厅，再现了巴老一家温馨的生活图景。巴老热爱家庭，珍重感情，萧珊去世后，他把她的骨灰盒和一本作品集放在了床头。在《怀念萧珊》中写道：“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这一放，就是三十三年的长情陪伴，直到2005年11月末的一个清晨，二人的骨灰一起随着殷红的玫瑰花瓣撒入东海波涛，相依相伴、魂归天国。
　　巴老对友情也十分珍爱，他“巴金”名字的由来，就是最好的印证。巴金在1957年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竟含着一个令人哀伤的故事，凝结着巴老对天涯沦落人的浓厚友情。
　　故居的客厅装饰古朴雅致，弥漫着现代生活的气息，这是巴老与朋友聚会、畅谈及接待中外宾客的场所。意大利的“但丁国际奖”和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的颁奖，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客厅的书柜里摆满了巴金及朋友的各类著作，壁炉上是林风眠赠送给巴老的“鸳鸯图”。靠阳台边的小桌子，是巴老晚年写作的地方，他笔耕不辍，在患有帕金森氏症疾病时，仍坚持写出《随想录》的最后两集。
　　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楼上，二楼除了卧室，几乎都被书占满，有许多珍贵的中外工具书：大英辞典、牛津辞典、汉法辞典、现代瑞典语辞典等；还有各种中外版本的巴金著作及译作，据说这里的书只是沧海一粟，三楼的储藏间里有几万册藏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省吃俭用，仍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日子能否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他一生淡泊金钱名利，为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说：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他一手倡议并出资创建起来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次性捐了十五万元的稿费，八千多册收藏的现代图书及很多珍贵的书画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保藏了丰富的资料。
　　穿过一楼门厅可到花园里，据工作人员介绍：花园的大部分树木花草都是巴老及家人亲自栽种的。碧绿的草坪旁，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树就是巴老亲手种的。挺拔、繁茂、碧绿的广玉兰静静地守候着院落里，似乎诉说着悠悠的往事。树下一簇簇粉红色、淡黄色的花朵，盈着思念的泪珠。花园葱绿的一角还安放了一个秋千，秋千旁有一个铜雕塑：表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受难者，正张开怀抱、尽情拥抱新世纪的形象。这是黄永玉为故居揭幕仪式，创作捐赠的雕塑作品。名字为“新世纪不再忧伤”。上世纪四十年代，黄永玉与汪曾祺、黄裳并称上海滩“三剑客”，三人常结伴去巴老府上拜访。黄永玉曾说，文学前辈中，他最怕巴老。说“怕”，更是热爱和敬重。玉兰树的枝叶在铜像上延伸，沐着明媚春光的铜像，却给人以窒息和压抑，那张开的双臂，似拚尽全身心的力量向天空祈求，让你感到那祈求的声音已达到极至，沙哑、呜咽，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如此强烈的愿望，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发出的共同祈愿和忧伤。巴老的忧伤，是当时的时代禁锢了他的笔、他的热情、他的创作、他的灵魂。整整十二年，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当他能够再提起笔来的时候，他的双手已经颤抖，似乎不能承受这沉重的回忆。但“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的自白，使他又重新握住了笔，燃起昔日创作热情的火焰。因为他“甘愿做人间的飞蛾，飞向火热的日球，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翻开《随想录》，巴金的话是那样的平缓，看不到一丝怨恨，因为愤怒和怨恨已被作家的良知抑制，留给我们的是哀而不伤的言辞，一颗负罪的心，一腔博大的爱。让我想起他在《告別读者》里最后的一段深情告白：“最近，我常常半夜醒來。想起几十年來给我厚爱的读者，就无法再睡下去。我欠读者的债太多了！我的作品还不清我的欠债。病魔夺走了我的笔，我还有一顆心，它还在燃烧，它要永远燃烧。我把它奉献給读者。”
　　巴金走了，骨灰洒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海，那是他灵魂最好的归宿，当世间可以尘封一切，淡忘一切，但他的作品将长青、鲜活和不朽。他那颗永远燃烧的心和不老的魂灵，将在新世纪中不再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