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陶:新世纪不再忧伤 ——上海巴金故居观感
第一次读巴金的作品,是在上小学五年级,当时我跟随姨母一家生活。当过女兵,走过抗美援朝烽火的姨母,爱好文学,在她家柜子下面有个大木箱子,装了好多藏书。闲暇时,见她拿出一本,悄悄地在家阅读。有一日,家中无人,我好奇地打开箱子,看见里面有《秋海棠》、《迎春花》、《青春之歌》、《家》等好多我没听说过名字的小说,那个年代这些书,已被列为大毒草,属于禁书,我所能读到的只有《金光大道》类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偷偷拿出《家》这本书,躲在屋角贪婪地读了起来,虽然年纪尚小,理解、鉴赏能力较低,却被书中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境遇深深吸引,特别是梅表姐、鸣凤和瑞珏三个女子的悲惨遭遇,令我叹息和落泪,因此也牢牢地记住了“巴金”这个文学巨匠的名字。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祖国艺苑已百花盛开,今年春季去上海小住,听说武康路巴金的故居已对外开放,就踩着广玉兰的香气,来到位于徐汇区的武康路,这条路名人故居密度较高,有约30处的名人旧居,被誉为“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名人路”。它与霓虹闪烁、熙熙攘攘的南京路,恰恰相反,清静幽雅,没有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没有汽笛鸣叫的喧闹,偶尔驶过几辆自行车,也像小河水一样缓缓地流过。精巧别致的西班牙建筑、英国乡村别墅式建筑,错落有致地掩映在街道两侧的绿荫里,高大的梧桐树把有些弧线型的街道,演绎成一条绿色的时光隧道。
113号就是巴金的故居,它是巴金在上海居住最长久的地方。也是千万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在这幢别致的花园洋房里,交织着巴老后半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印证着他对幸福生活的希望、憧憬及暮年的忧伤与呐喊。在这里,他殚精竭虑创作了五卷《随想录》,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
走进故居,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免费门票,告诉我故居外侧和花园可以拍照,室内不能拍照。我一边答应,一边观看,故居是由一栋主楼、两栋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总占地面积为1400平方米左右。主楼是一座花园住宅,假三层,细卵石墙面,深绿色的木窗,白色的拱形门,墙上和窗边爬满了青绿色藤蔓,靠墙还有一个木制楼梯,简洁而典雅。
穿过院子上几个台阶,便是门厅,墙上一幅用五线谱线条做树枝,缀满点点红梅围绕巴老头像的一幅国画吸引了我,这是画家黄永玉为巴金故居开馆而作,他喜欢巴金古典与众不同的面孔,认为这是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画像不仅形似,还很有艺术表现力,充满了激情与生命力,画像旁是黄永玉的题诗:“你是谁”,也是这幅画像的名字。诗的前两句为: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是战士,还是刚出狱的囚徒?”
你是谁?驻足在画像前,我也在探问:是那个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封建官僚家庭的富家子弟,在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下,渴望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于1923年毅然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的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吗?
你是谁?是《家》中那个大胆、叛逆,富有理想和热情,具有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憎恨腐朽的封建制度,最后投身革命洪流中的热血青年觉慧吗?
你是谁?是那个在法国求学时,仍关心着祖国的颠簸命运,以无羁的探索和反抗精神,伴随着巴黎圣母院孤寂的钟声写下《灭亡》中篇小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担任《救亡日报》编委;当选上海文联副主席,为新中国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历经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仍执着地热爱着这片土地的《人民作家》吗?
你是谁?还是让黄永玉的诗句来回答吧:“你是个被咬掉奶头,扪着胸痛的孩子他妈,你永远在弯腰耕耘而不是弯腰乞食,你是沉默忍受煎熬的“拉孔”,从不叫出声音。谁都认识你是巴金,你大声地喊出:“我是人!”
一楼餐厅是巴金的妻子萧珊在世时亲手布置的,为“文革”前夫妇二人宴请宾客的主要场所,现根据原貌恢复布置。进门左边靠墙立着一架钢琴,是萧珊用她第一部翻译作品《阿西亚》的稿费买给女儿的,客人拜访时,女儿经常会弹琴助兴。如今完好还原的餐厅,再现了巴老一家温馨的生活图景。巴老热爱家庭,珍重感情,萧珊去世后,他把她的骨灰盒和一本作品集放在了床头。在《怀念萧珊》中写道:“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这一放,就是三十三年的长情陪伴,直到2005年11月末的一个清晨,二人的骨灰一起随着殷红的玫瑰花瓣撒入东海波涛,相依相伴、魂归天国。
巴老对友情也十分珍爱,他“巴金”名字的由来,就是最好的印证。巴金在1957年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竟含着一个令人哀伤的故事,凝结着巴老对天涯沦落人的浓厚友情。
故居的客厅装饰古朴雅致,弥漫着现代生活的气息,这是巴老与朋友聚会、畅谈及接待中外宾客的场所。意大利的“但丁国际奖”和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的颁奖,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客厅的书柜里摆满了巴金及朋友的各类著作,壁炉上是林风眠赠送给巴老的“鸳鸯图”。靠阳台边的小桌子,是巴老晚年写作的地方,他笔耕不辍,在患有帕金森氏症疾病时,仍坚持写出《随想录》的最后两集。
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楼上,二楼除了卧室,几乎都被书占满,有许多珍贵的中外工具书:大英辞典、牛津辞典、汉法辞典、现代瑞典语辞典等;还有各种中外版本的巴金著作及译作,据说这里的书只是沧海一粟,三楼的储藏间里有几万册藏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省吃俭用,仍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日子能否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他一生淡泊金钱名利,为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说: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他一手倡议并出资创建起来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次性捐了十五万元的稿费,八千多册收藏的现代图书及很多珍贵的书画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保藏了丰富的资料。
穿过一楼门厅可到花园里,据工作人员介绍:花园的大部分树木花草都是巴老及家人亲自栽种的。碧绿的草坪旁,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树就是巴老亲手种的。挺拔、繁茂、碧绿的广玉兰静静地守候着院落里,似乎诉说着悠悠的往事。树下一簇簇粉红色、淡黄色的花朵,盈着思念的泪珠。花园葱绿的一角还安放了一个秋千,秋千旁有一个铜雕塑:表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受难者,正张开怀抱、尽情拥抱新世纪的形象。这是黄永玉为故居揭幕仪式,创作捐赠的雕塑作品。名字为“新世纪不再忧伤”。上世纪四十年代,黄永玉与汪曾祺、黄裳并称上海滩“三剑客”,三人常结伴去巴老府上拜访。黄永玉曾说,文学前辈中,他最怕巴老。说“怕”,更是热爱和敬重。玉兰树的枝叶在铜像上延伸,沐着明媚春光的铜像,却给人以窒息和压抑,那张开的双臂,似拚尽全身心的力量向天空祈求,让你感到那祈求的声音已达到极至,沙哑、呜咽,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如此强烈的愿望,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发出的共同祈愿和忧伤。巴老的忧伤,是当时的时代禁锢了他的笔、他的热情、他的创作、他的灵魂。整整十二年,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当他能够再提起笔来的时候,他的双手已经颤抖,似乎不能承受这沉重的回忆。但“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的自白,使他又重新握住了笔,燃起昔日创作热情的火焰。因为他“甘愿做人间的飞蛾,飞向火热的日球,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翻开《随想录》,巴金的话是那样的平缓,看不到一丝怨恨,因为愤怒和怨恨已被作家的良知抑制,留给我们的是哀而不伤的言辞,一颗负罪的心,一腔博大的爱。让我想起他在《告別读者》里最后的一段深情告白:“最近,我常常半夜醒來。想起几十年來给我厚爱的读者,就无法再睡下去。我欠读者的债太多了!我的作品还不清我的欠债。病魔夺走了我的笔,我还有一顆心,它还在燃烧,它要永远燃烧。我把它奉献給读者。”
巴金走了,骨灰洒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海,那是他灵魂最好的归宿,当世间可以尘封一切,淡忘一切,但他的作品将长青、鲜活和不朽。他那颗永远燃烧的心和不老的魂灵,将在新世纪中不再忧伤!
作者简介: 张陶,从事证券工作,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金融作家协会理事、散文委副主任、哈尔滨市诗词楹联协会会员、哈尔滨青山诗社会员、《中国诗》签约诗人,曾在中国作家网、金融作协公众号、金融文坛、金融文学、中国作家联盟、黑龙江省金融作协公众号等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