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德：路灯
小时候，喜欢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玩游戏。那时候虽然没有现代玩具，大都是土法上马，却也是“智力游戏”，比如弹杏核，砸纸牌、打木尔（音，一种比核桃大一点的木球，仿佛高尔夫球玩法）等，智力级别丝毫不差。
虽然白天疯了一天，但晚上还会继续：都玩疯了，心也就收不住。
晚上，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叫“麦瓤（碾压过的麦秸）垛，抗大刀”，意思是柔韧的麦瓤对抗锋利的大刀。伙伴们分成两队，喊着“麦瓤垛，抗大刀，我的人马随你挑”，派出一个队员开始互相撞击。若牵手的两人被撞开，就成了对方的战利品；反之亦然，撞不开则成俘虏留下。实际上，这好象分不清敌我，除了队长。
队长排兵布阵是关键，队员强弱一定要搭配好；倘若牵手不稳，一下子就会失去两个人，到最后输没人了，自然只能认输。
孩子们的性格没有持久性，玩够了抗大刀就又开始捉迷藏。
村子里有个狭长的水湾，大约两千个平方，夏天是天然澡堂，但危险性也大，一般不让小孩子到湾边。到了冬天，水面就结起厚厚的冰，白天滑冰，晚上也可以忽视安全问题。
湾边有偌大的闲地，到了冬天，家家户户就堆满了玉米秸团，偶尔也有麦秸垛，于是这里就成了捉迷藏的人为“剩地”。
那时候的孩子似乎不知道冷，而且个个调皮，很多孩子的棉袄棉裤都磨出了半新不旧的“大油”（调笑语，指棉花），但仍然随便找一个玉米秸团藏起来。捉人的小伙伴就要大费周章了，再碰上不太灵光的小伙伴，常常把玉米秸团翻个遍，也难以找到人。
夜渐深，这时最容易出问题，而且节目多次重播。上弦月，月亮下去的快，更不容易找到人，找人的人意兴阑珊，觉得没了意思，竟然回家睡觉了。
这也不打紧，发觉人走了，藏着的人也就回家；但要命的是这孩子玩了一天太累了，竟然在玉米秸团睡着了，半夜不回家，急疯了一大家人。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就有人感慨说了：街上要是挂盏灯笼该多好？那样就不用黑灯瞎火了。倒不是害怕孩子真的会丢，那时候似乎没人偷孩子，主要孩子在外面冻一宿，这才真的可怕。
路上挂灯，除非是娶媳妇迎亲才舍得，不然就算平时点灯，也要往下摁一摁灯捻儿，节省灯油。当时，大家觉得这不过是想想而已，因为这个想法太奢侈。
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我们把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做了神话；直到八十年代初，电灯也还是稀罕物，煤油灯仍然是照明的主题。
七九年，我们六个村的联办中学靠勤工俭学，盖起了三层十二个教学班和办公室的教学楼，这真是了不起的大事。作为联办中学（现在是大下联小），大下联中因升学率高以及教学楼名噪一时，培育出了众多的人才，让我们一直引以为荣。
我上初中第一年，受条件制约，楼上迟迟没有安上电灯。那时候学生特别多，虽然只有六个村的学生，但三个年级都是满满的，又赶上恢复高考，整座大楼实在放不下，复习班就只好在平房里。
晚上要晚自习，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至于点蜡烛，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小墨水瓶装上一个灯芯，富一点的也就是罩子灯。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就有五六十盏灯，回想起来也蔚为壮观。
用煤油灯我们觉得很知足，就象生活离不开煤油灯，一点也不觉得苦。只是到第二天早晨，就发现每个人的鼻孔里钻满了黑黑的油灰，不甚雅观。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几个月，解决了用电问题，电灯才正式走进了我们的学习生活。
这时候就不免又想起了灯笼。除了晚自习，早起也是大问题。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要赶到学校，有月亮的时候倒好说，但没有月亮的时候就是另一种情景了。
从家里到学校，是一片茫茫的庄稼地，寂静无人。夏天也好说，四点起床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但是到了冬天，我们必须挑灯晨读，然后麻麻亮才早操，早到的学生这时早已预习半个小时以上了。
说明白，学生就是两头不见明。路上，我们装的特大胆，但心虚却人人都有。踩着磕磕绊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不小心就会跌脚；这时突然传来鬼魅的声音，胆儿小的撒丫子就跑，同时装胆大虚张声势地喊：谁？出来……
然后，就又是一片寂静。于是有人会感叹：要是提着灯笼上学就好了。
这又是奢侈的想法。打灯笼的时候有定数，除非是谁家娶闺女，才会借两把灯笼，上面贴上红纸，一路照着把闺女送到婆家。灯笼的灯芯太大，平时点灯笼就成了“席篓子烤火——烧包”了。
送闺女要在晚上十二点后吉时行动，而且必须要打灯笼；而打灯笼的人必须是两个孩子，被选中的仿佛两个送财童子，个个兴致勃勃打着灯笼，准保不会打盹。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和一帮工友来城里打工。那时候大都是去工厂搞基础建筑，并没有房地产，我们打工的地方就在啤酒厂。
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啤酒厂所在地属于城市边缘，当时是荒凉地带。我们都是热血青年，正是荷尔蒙旺盛的年龄，这样的环境当然不会让我们满足，所以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去市里散发过剩的精力。
在城市街道走个十里八里不是事，虽然城市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但和乡村有天差地别。我们都喜欢在不夜城压马路，不去看电影，也不逛商店，当然不会有一分钱的消费。
钟鼓楼的钟声从来不偷懒，路灯也从来不偷懒，任我们在这个城市潇洒。我们不敢想象以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更不敢想象以后大批的农村人也会住进城市；我们只是感叹：要是乡下也有路灯就好了，我们就能在马路上无拘无束的谈恋爱压马路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农村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乡村规划已是大势所趋，很多村庄已基本完成村庄规划。
在周围，我们村第一个硬化了大街，成了柏油路。进入2000年代中后期，村里的小巷也硬化了，尽管人们并不富裕。
大街小巷的硬化，最起码村容整洁，看着就觉得舒坦。来参观的单位络绎不绝，戏称来到了“小济南”；而对本村人来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再也不用踩泥窝了。
唯一遗憾的是，仍然没有路灯。其实在农村，除了镇政府的门面街道，别的地方也鲜有路灯。路灯，似乎永远是农村的奢侈品。
虽然村里偶尔会有一两家点着路灯，但那一定是商店饭店，不得不点上一盏路灯，远远望去就像启明星。
忽一日，村里来了几个做底座的人，在几条大街上做水泥底座。底座不大，但要做什么用，实在猜不出。
但很快，谜底就揭开了。水泥底座凝固好，工人师傅很快就竖起一排排铁管，铁管上顶着斜面，斜面是四四方方的东西，紧接着是一盏灯。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这是路灯！这件事让人们很是兴奋一阵子：这灯不需要拉电线，不用交电费，晚上就亮，是太阳能路灯！
除了不是高楼大厦，村子真的有城镇的味道了。晚上，众人三三两两踩着路灯的光，来广场健身消夏，或者跳广场舞；不愿意凑热闹的人，就在街上的路灯下闲聊或下棋。
如今，村里一盏盏路灯在往外延伸，一直和乡村公路接壤，路灯已经不是梦了。不过，却总觉得有点遗憾，为什么？想来想去却又是一个希望，希望每一个村庄都成为不夜城。
作者简介：刘新德，笔名莱芜坡散人，2007年因病偏瘫，2010年单手学打字，11年正式写作。半路出家半边人，写诗作文伴余生；数百万字如转世，不虚此生度光明。职业生病，业余写作，屡败屡战，略有小成；出版诗集《半边人》，长篇小说《我是康文武》获山东省委宣传部、省作协三等奖，多篇小说诗歌评论等发表在报刊杂志。莱芜日报、鲁中晨刊、济南日报等对其宣传报道，长篇小说《莲花奖》获山东省第三届网络文学大奖赛人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