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红：大庆，永恒的坐标

大庆，夏日的夜晚，微风温柔凉爽，城市流光溢彩，车水马龙。群楼比肩，从每扇窗透射出的灯光，亲切而温暖，闪闪烁烁的银河宛若一条舞动的彩绸。离开三十五年，大庆，再难寻从前的样子。那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镶嵌的无数水泡子，标志性的狗皮帽子，全都隐匿在时间的背后。如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现代化石油城，熠熠于昔日的荒原之上。过去与现在，熟悉与陌生，一帧帧画面在脑海中叠印、交替、转换。　　

我在高大的铁人雕塑前久久伫立，凝视，思考。1955年，在祖国的西北角找到克拉玛依时，举国一片欢腾。同年，新中国一个新的工业部门——石油部宣告成立。1958年，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玉门、克拉玛依、大庆、川中展开。我的父亲，正是背负着为祖国寻找大油气田的使命，告别家乡和亲人，随整建制转业部队开进克拉玛依。发现克拉玛依油田四年后，松嫩平原松基三井喷射出原油，那一声大地深处的轰鸣，伴随着映照日月的火光，大庆——这个非同凡响的石油巨子诞生了。　　

大庆油田诞生的时候，我还蛰伏在父母年轻的生命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浸泡在石油的氛围之中。石油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改变的浓稠的、恒久的、闪闪发光的黑金底色，使后来的我们顺理成章成为油二代，乃至油三代。外人很难理解我们对石油与生俱来的情感。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庆人以让“地球抖三抖”的气魄，一刻也不放松油田生产；大庆出了铁人王进喜，大庆出了“铁人精神”；大庆是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的发源地。以至于大庆两个字很自然地和艰苦、力量、勇气、奉献、奋斗、先进、经验、精神联系起来，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高高飘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学大庆如火如荼，年幼的我，还无法感受大庆油田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分量。对大庆有限的认知多来自于父亲。有时，来自于他带着浓重山东日照口音读一段战友从大庆寄来的书信；有时是他随口唱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还有来自石油新村高高竖立的大喇叭及学校的宣传。当父亲用一面小红旗贴在大庆的方位（每发现一个油田，父亲都以这种方式，在我家墙上张贴的中国地图上标明），我仰视偌大地图的那个位置，想象着遥远的、陌生的另一片广阔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　　

大庆，在我的人生当中从想象走向真实，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有幸被选派到大庆学习。去大庆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是那个时代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作为石油子弟，我对大庆的向往更加强烈。临行前，父亲一脸严肃地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父亲说，大庆很艰苦，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学习不能偷奸耍滑，要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精神，这也是对你今后为人处世的要求。带着父亲的嘱托，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从克拉玛依油田千里迢迢，辗转复辗转，经五天六夜，终于抵达向往已久的大庆油田。　　

大庆留在我脑海中的最初印象是荒凉和寒冷。萨尔图火车站，只有几间堂屋那么大，光线昏暗。火车站直对着的是一条很宽的马路，马路两边，一排排被称为“干打垒”的房屋，简陋粗糙。马路尽头是大庆油田指挥部所在地。灰墙红瓦的平房是这片荒凉土地上唯一的亮色。三月的江南已是春暖花开，但此时的大庆依旧天寒地冻，人人穿着很厚的棉衣裤，戴着很厚的棉帽。萨尔图电话站的土院墙内，铺着碎石，没有一棵草。门外有一水泡子，旁边耸立着一座钢铁井架，杂草一直蔓延到水泡子周围，十分醒目。　　

我喜欢傍晚一个人散步，在水泡子和井架之间流连，听蛙唱虫鸣，看日落月升。有一回雨后初霁，见一位女工蹲在地上，认真地拔除刚长出的嫩草。我从小生活在戈壁滩上，目力所及，寸草不生，绿色的小草在我心里是无比珍贵的生命，我无法理解她的行为，忍不住问为什么。“草长高了会有安全隐患。保持干净整洁是规章制度。”女工神情严肃地说完这番话，继续低头专心致志地拔草。月亮升上来了，一抹清辉映亮女工孤独的背影，看来，“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并不是嘴里说说而已。　　

两年后，我再次来到大庆，这一次是考入第一期电大班，在大庆脱产三年学习。学校建在一片荒原之上，仅有六栋简易砖房，用作老师和学生宿舍。教室是临时用井队的简易木板房，冬天教室里通两根很粗的铁管算是暖气，夏天薄薄的房顶晒得发烫。夏天可以吃上新鲜蔬菜，但菜品单调，有时连续吃一个月的烧茄子。冬天往往是洋芋萝卜白菜“老三样”轮番上阵。平常，五六十名同学守着一台二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上课，每星期学校派专车专人到哈尔滨去拷贝电大教学磁带。　　

学校出门是一条公路，周末我们会坐车进城，有时是买生活必需品，有时是改善伙食，有时是去大庆图书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庆进入快速发展建设时期，国家的蓬勃发展需要更多的石油，大庆人精耕细作，恨不能挤出地下每一滴原油。于是出现这样的景象：在已是城市的区域打井、采油。有一口井竟在萨尔图区商店门前开钻，轰鸣的钻机丝毫不影响人们进出商店的情绪。采油树、磕头机更密集了，有的就在生活区的中间或边上，人们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环境习以为常。我猜想，只要能打出油，哪怕拆了自己的房，在自家锅台前打井，大庆人也无怨无悔。　　

那天，立在商店门前的钻塔下，耳畔回响着刚刚与父亲通长途电话时他对我的嘱咐。那是父亲和我第一次隔着遥远的距离讲话，父亲的声音因电信号失真夹着杂音。“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多保重。在大庆好好学，别想家，学成还回油田工作。”我抬头仰望高高的钻井平台，仰望迎风站立的钻井工，想到和钻井工一样不容易的父亲母亲，眼眶湿润了。我想起克拉玛依油田最初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想象着那一代石油人为国奉献的英姿。他们这一代人很少关心自我，每个人都心甘情愿把韶华和心血交给钻头，在和地壳的摩擦中展现生命的价值。　　

去年，无意在一本旧书里发现半张大庆公共汽车车票，拇指宽的薄纸条，票面五分钱。这张在书本中默默躺了三十多年的汽车票唤醒我所有记忆，似乎是在有意提醒我，不要忘记大庆，不要忘记曾经的艰苦岁月，前辈们的艰辛和不易、拼搏与坚持。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大庆之于个人，之于石油，之于新中国，都是永恒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