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跃:父亲的感悟

作者: 王 跃 来源: 京西文学微刊 时间: 2020-06-04 18:04 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一批国民党战犯也先后被人民“送进”了监狱,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父亲离开时,我还是个少儿,加之平日里聚少离多,对他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直到1975年,父亲被释放获得公民权后,我们父子俩才有了重新的认识和了解。这时,他居住在江南美丽的城市苏州;我生活在伟大的首都北京。虽然仍聚少离多,但只要有机会我们父子俩见面,他给我的印象,犹如换了人间一样,每天开心地享受着新时代的阳光与空气。

父亲等人刚出狱时,党和政府除了发给每个人一套制服、百元零用钱外,还特意设宴招待了他们。席间,父亲见端菜、斟酒的服务人员均为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干部,便好奇地问道:“你们怎么都端上盘子了?”。在父亲的思想里仍残留着些许旧意识:你们怎么干起了伺候人的营生了。因为父亲和这些“端盘子”的叔叔阿姨,已经有多年的“交往”了,相互之间也比较熟悉,所以也不顾忌什么,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因为你们现在是人民了,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理应为大家服务嘛……”

一席话使得在座的原国民党将校级的老人们始料未及、赞叹不已!58岁的父亲,更像上了堂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教育课一样感悟颇深,人民!自己从此以后,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仿佛年轻了许多。出狱后,他独自,或结伴到处去旅游,要尽情地欣赏、享受和平时期祖国的山山水水、锦绣美景所带来的快乐。苏州这座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被世人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名城,他自然要跑遍全市及周边的水乡小镇。到北京旅游,他是和几位老朋友结伴而行。去香山、走北海、游故宫、逛颐和园等地,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那年,天安门对外开放,我利用公休日陪同他一起登上了城楼。当我和父亲与众多的游人站在汉白玉栏杆前远眺,广场上人群似潮、熙来攘往。宽阔的长安街上,大小车辆穿梭疾驰、川流不息。广场东西两侧,分别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再往南看,毛主席纪念堂、前门箭楼尽收眼底。广场上空飘扬着五星红旗,与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的红旗遥相呼应。整个布局协调庄重、气魄宏伟,似一幅安定团结、歌舞升平的立体画卷。

此时此刻,父亲又感悟道:“旧中国四万万民众不得温饱不得安宁,如今全国人口是过去的三倍,这么多的人,能够解决绝大部分老百姓吃饭问题,已是很了不起了,更何况国家各项事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容易啊!”我了解父亲的性格,他不是个趋炎附势的人。此番话确实是他亲眼目睹了两个时代对比后,发自肺腑的心声。当年,作为军人,尤其是作为一名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兵、高级军官,父亲对于期盼民族的解放、维护民族的利益、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一直视为自己的责任。他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热爱着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即便是在晚年仍不改初衷。记得一天,父亲见到马路上跑有一辆挂着“太阳旗”的小轿车,眼睛都瞪圆了,愤怒之情凸显在脸上……我忙解释道:“如今中日邦交正常化了,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了。”父亲听后无语良久,仿佛在追思那些为国为民牺牲在战场上的抗日将士们……

父亲对他后嗣的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有初中肄业文化程度,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勤奋笔耕,也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由企业的一名普通工人,被调到公司宣传部负责一份企业周报的编辑工作时,他老人家更是感到欣慰。父亲曾当着我面对他的朋友说,我在“里面”时,一直担心儿子可别是个留着“飞机头”(旧上海时代,流氓阿飞们留的一种异样发型)整天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啊!当得知我17岁时走上社会,在国家某部级机关食堂当炊事员,第二年就参加了部属单位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年底又有幸与单位少数同事,去人民大会堂和其他单位的同志们一起,接受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时,父亲饶有兴趣地说:“哦,你那么小就见到了朱老总,比我还超前啊!”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作为“军校”代表之一,有机会聆听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作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报告,那时父亲20几岁。父亲具体描述当年的毛泽东,一袭布衣、脸庞黝黑、头发较长、风尘仆仆,显得过度操劳。但作报告时不用讲稿,其思维敏捷、旁征博引、逻辑性强,以及超人的记忆力,深深地感染了全体与会代表……

父亲对自己的小孙女,更是疼爱有加。记得女儿第一次见到爷爷时,还是托儿所里的小朋友。那天,我从托儿所把女儿接回家的路上对她说,“一会儿,你就见到爷爷了!”。推门进家,我指着坐在一边的皓首父亲对女儿说,“快叫爷爷!”,瞬间,女儿就像脱缰的小鹿一样跑到爷爷跟前,一头扎进老人家的怀里,清脆地叫声:“爷爷!”。此时此刻,父亲的眼眶里已然清泪欲滴,紧紧地把孙女搂住。旁边的亲友也感动地叹道:“这就是血缘关系啊!”女儿上小学之前,利用节假日,我带着她去了趟南方。刚进家门,随着父亲一声亲切招呼:“冏冏来了……”不用我提示,女儿就小跑几步,扑向爷爷。爷孙俩又说又笑,欢乐声声充盈了整个房间,一路劳顿也随之释然。父亲再来北京时,女儿已是读小学的学生了,并是“两道杠”的班干部。父亲开心地夸奖道:“还是我孙女有出息啊!”父亲确实对孙女很关心,每次从南方来信或见面后我俩促膝闲谈,他总是有所感悟地嘱咐我要好好培养冏冏,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需要人才;尤其冏冏他们这代人,将来更要肩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就个人来讲没有高等学历,尤其是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女儿没有辜负她爷爷的殷切期望,也没有辜负父母亲的心血操劳,更没有辜负学校老师们十几年的辛勤培育,大学毕业后,意外获得一个去德国留学的机会。父亲得知后非常高兴,并坦然对我说:“当年我就想培养你去国外留学,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实现。今天孙女了去了我的心愿,确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然而遗憾的是,女儿获得科隆大学颁发的“教育学博士”学位证书时,她的爷爷已经离开了人世间……

父亲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年轻的时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去。但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最终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新中国的阶下囚。不过,在毛泽东主席“不判、不杀、分批释放”等有关政策的恩惠下,父亲于缧绁期间,平安地度过了中年岁月。这个时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实行人道主义、维护个人的起码尊严,从最初的“战犯”称谓,改称为“学员”;学员之间彼此互呼为“同学”,大大减缓了战犯们的心理压力,从而更好地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父亲等一批“学员”,除了学习、改造思想,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一些相关知识。父亲就是在这期间学会了针灸本领,出狱后也能为居住小区周边的一般病人服务。父亲被释放到去世,又生活了近三十个春秋。在这最后的三分之一的人生中,他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照;有经济收入,生活不成问题;并一直享受着同共产党老干部一样的公费医疗待遇。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父亲虽然一生坎坷,但还是比较幸运;能够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安度晚年;终岁时,又能平静地离世。这对父亲而言,未必不是意外的福祉。时值今年父亲被释放,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四十五周年的日子里,谨以此拙文,代表已远行的父亲,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表示深深的敬意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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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跃,自由撰稿人,现已退休。当过工人、企业宣传干事。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北京广播电视报、北京晚报、人民政协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物等多家刊物。)出版散文集《好好干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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