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平：东坡前记
大宋嘉祐元年三月，即公元1056年，苏洵携刚娶眉州16岁女子王弗为妻一年的21岁大儿子苏轼，18岁的小儿子苏辙从家乡四川眉山出发，赴汴京准备参加京都礼部秋试。
虽然路途遥远，行走也很艰辛，但一路上看到无数名胜古迹，倒也兴致勃勃。那天途经夷陵，父子三人同游了三游洞。
父亲啊，前朝先贤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位当年同游此地，并且饮酒赋诗题壁，三游洞由此得名，史称“前三游”；今日我们父子三人幸游此洞，何不也赋诗唱和，留下佳话？观过白居易书于洞壁的《三游洞序》出来，苏辙笑着对父亲说道。
48岁的苏洵抬头看着英姿勃勃的小儿子苏辙，再瞧瞧神情沉稳的长子苏轼，然后眯眼伸出左手捋了捋两颌长髯说：好啊，那么你先来一首吧。苏辙听罢，抬起头，浏览了长江三峡之西陵峡畔的“天下第四泉”一番，然后冥思稍微一想，转眼便挥毫来了一首《蛤蟆碚》诗：
蟆背似覆盂，蟆头如偃月。谓是月中蟆，闭口吐月液。根源来甚远，百尺苍崖裂。当时龙破山，此水随龙出。入江江水浊，犹作深碧色。禀受苦清洁，独与凡水隔。岂惟煮茗好，酿酒更无敌。苏洵轻轻吟了一遍便说好，好，辙儿诗文大有长进，这次进京秋试必有新的建树。苏轼听了也频频点头。就此，史上便留下这脍炙人口的苏氏父子“后三游”的故事。
接下来他们走成都，经阆中，入汉中，然后取褒斜道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平原，下来三人直线向东便往河南。一直行走到五月，总算赶到了京城汴梁，住宿于兴国寺浴馆。
此时的大宋朝，正是宋仁宗赵桢在位四十二年间的鼎盛时期。赵桢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他知人善用，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虽然此时辽国已开始觑觎中原，但是羽毛未丰还不构成威胁。国内冗官冗兵现象也时有出现，但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京都汴梁非常繁华，人口已过百万，城里商贾毗邻檐联，车水马龙；载满南北物资的大木船到此卸完货后，继续穿梭在繁忙的大运河上。京城的大街小巷里，酒肆茶坊随眼可见，一到晚上，红楼艳巷内外灯火辉煌，游人摩肩接踵；京都文人骚客们的夜生活过得确实丰富多彩。然而这一切，对千里迢迢赶来秋试的学子们来说，根本无暇顾及。
兴国寺浴馆的位置在汴梁西郊，这些日子，里面住满了从各地赶来参加秋试的学子。经过仔细观察，一位满口吴侬软语的年轻人引起苏轼的特别注意，因为他发现这位江南男子平常言语不多，但只要一开口总能语惊四座。
那天上午，福州学子林希与济州人王汾，正在讨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对他写这篇散文时的心情提出不同看法。林希认为，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的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描述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尤其是作者在山林中与民一齐游赏宴饮的描写：……醉翁亭也。作亭者谁？……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就是贯穿一个“乐”字。
可是王汾认为，虽然作者写出游赏宴饮的乐趣，但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为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虽然彼此不失君子之风，不过还是争得面红耳赤，惊动了正在寺院西厢房里复习，已知这位叫胡宗愈的常州晋陵人，他从厢房走出来仔细听完这两人想法后，便抑扬顿挫地说：
我认为你们两人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欧阳修先生写这篇《醉翁亭记》，是想说明他虽然被贬到滁州做了知州，内心抑郁，但他还是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政绩，就此反映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但他为何自号“醉翁”？难道他的内心还真有更深层次含意？值得我们思考。林希与王汾一听，两对眼睛瞪如铜铃般看了他许久，随后全翘起大拇指说：胡兄高见，真乃高见！这情况给刚好路过的苏轼看见，心里不禁格楞了一下：
据自己所知，翰林学士欧阳修，字永叔，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人，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秸秆）画地，教他写字。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欧阳修创作了大量诗文，影响十分深远，乃本朝名士。
宋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宋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大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大宋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此次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大宋庆历五年（1045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而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
到任以后他内心抑郁，《醉翁亭记》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全文看上去贯穿一个“乐”字，却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想想，正当40盛年的欧阳修，却自号“醉翁”且经常出游，“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这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
经胡宗愈的寥寥几句便侔色揣称，恰到好处，问题给他分析得既透彻又含蓄，看来这位江南学子绝非等闲之辈，从此，苏轼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有意识结交。
看看离礼部秋试的日子不多了，苏洵就此专门拜访了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毫不掩饰自己非常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情意，甚至认为苏洵的文采，完全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的文章，苏洵文名由此大盛。
（2）
大宋嘉佑三年，公元1059年，苏洵被宋仁宗召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但是他才学已是満朝皆知，所以嘉佑五年苏洵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那是后话。
此时的苏轼，除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专心攻读诗文外，还主动与胡宗愈、林希、王汾等学子们一起交流，切磋各种疑问。他弄清这位胡宗愈年长自己7岁，学识非常渊博，沉稳气质如老大哥般；他俩常在一起欢聚共饮并赠诗相和，各抒其志，很快成为知己。
转眼到了八月,苏轼兄弟与父亲一起，在景德寺参加礼部初试。待到发榜时,礼部初试第一名是浙江鄞县人袁毂，四川眉州人苏轼第二名,同是眉州人的苏辙也榜上有名。
对于儿子们初试成功，苏洵欣悦之余,更为自己的遭遇悲哀,无奈吁叹: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苏轼劝慰父亲说：父亲你才气横溢，大器晚成，下次再考必定成功！苏辙也鼓励父亲：父亲你27岁发愤为学，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虽然此次失利，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听了两个儿子的鼓励，苏洵颌首心会，从此更加奋发。
在次年的正月末，49岁的他与两个儿子一起，参加了礼部的进士科举考试。就是此次，苏轼撰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被排为第二。
阅卷者就是欧阳修，他非常欣赏此文，可是“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原来他怀疑这篇文章是他的门生曾巩所写，所以改变本来想排第一的主意而列第二。在复试考《春秋》对义时，苏轼成绩名列第一，阅卷者还是主司欧阳修。
大宋嘉祐二年三月八日，宋仁宗赵祯亲自在崇政殿面试进士，出的考试题目为《民监赋》、《鸾刀诗》和《重申巽命论》。十四日，皇帝亲赐章衡等388人进士及第，其中就包括苏轼、苏辙兄弟。苏洵二子同榜应试及第，顿时轰动京师。
可惜胡宗愈这次却落了榜，未能登科。离开汴京那天，苏轼流着眼泪去送他，胡宗愈却安慰他说：不要紧，有志者不在意一次失利，我一定会再努力。贤弟好自为之，咱们一定后会有期。没想到这话一说便是18年，一直到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两人才有机会在润州再次见面。
京都汴梁城西有一座琼林苑，为皇家园林,建于大宋乾德二年(964年)。自从宋太祖正式建立了殿试制度,即在礼部进士科考试后,皇帝就在殿廷亲自主持这最高一级的考试,亲自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所有及第者都成了“天子门生”。
殿试结束后,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林苑,所以称谓琼林宴。北宋的大部分时期，朝廷都要在此宴请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的新科进士们，并且配专业的乐师弹奏雅乐，祝贺助兴。直到宋政和二年(1112年)，宋徽宗才下令移往他地。
大宋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十四日晚上，皇家的琼林苑里摆了数十桌酒宴，场面欢欣热烈，真正成了新科进士们的美酒频敬、相识畅叙的海洋。说来也巧，苏轼的邻座，恰是来自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酒酣耳热之余，蒋之奇便对苏轼介绍起家乡的地理之美、物产之丰：
常州古称延陵，这地方北枕奔腾向东的巨龙长江，东南临浩渺无际的太湖，一马平川的水绕绿野，绵延不断的宜溧岳麓，那更是山秀茶香，奇洞竹海；还有晋陵绢、阳羡茶、惠山泉等等，真乃名扬海内啊。苏轼一听喜出望外：我早就听说，当年孔子亲题十字碑的先贤季札，是吴太伯亦作泰伯姬姓嫡裔，当初为让国逃到延陵，长兄诸樊只得将延陵封给了季札，季札因而得号“延陵季子”。
史说为解陈国之难，季札竟然抱着92岁高龄病躯，不远千里亲使楚国劝说其退兵，使百姓免遭兵殁之灾；还有徐墓挂剑恪守信义的举动，潜心研究周公礼乐的成就等让后人仰慕。此后，季札的后代们世居于此，延陵成为著名的郡望，没想到就是你们的家乡啊。 单锡一听，立刻对他详细描绘自家所在地单家巷附近的罨画溪之丽景，让苏轼听了不禁心驰神往，所以当蒋之奇邀他去常州做客旅游时，他便欣然允诺。
（3）
确实，在大宋嘉祐二年三月十四日晚上，皇宫琼林苑发生的这幕让苏轼难以忘怀。他在给蒋之奇的诗中深情表达：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他是引用《论语》中记载：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详细讲述一位隐居者热情招待孔子学生子路的事情。以至后来的文人均以鸡黍饷客，表示对朋友知已的真挚款待。苏轼在这里引用鸡黍约，显然是指自己非常向往访游一下常州的心情。
已经酒酣耳热的蒋之奇，又从“苏常熟，天下足”这句俗谚谈起，尽情夸耀常州的人文儒风、学子们的出类拔萃，让有点微醺的苏轼听了摇了摇头，表示不信。蒋之奇笑了，他立刻站起来向临近几个桌子唱了个诺，随即就有一群人涌过来纷纷向苏轼敬酒。蒋之奇逐一向苏轼介绍:这几位是常州武进人胡宪臣、胡信臣、孙云、苏舜举、严勋；那几位是常州晋陵人丁騭、张思、胡象德、姚仲容、张臣；另外几位是常州无锡人……我与单锡乃常州阳羡，即宜兴人也。这些人的突然到来让苏轼一下子看呆了。他知道，秋试、殿考，乃大宋朝选拔国家人才的最高层次的考核，全国平均每个县都摊不上一名新科进士，可是就在今日的这皇家琼林苑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城常州，居然一下子涌现出如此多的人杰，让他不得不折服，对江南这片文化厚土，心中顿时生出一种神秘的向往感。
后来弄清，自唐宋以后，常州的教育事业已逐步发展，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便捕获盗贼，兴办学堂，倡行教化。
李栖筠（179-776年），唐代赵州（治今赵县）人，字贞一，幼孤，庄重寡言，喜读书，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中进士，任冠氏县（今山东冠县）主簿。因受宰相元载忌妒，出为常州 刺史。逢天旱，民死亡、逃荒者基多，李栖筠指挥百姓开渠引水，捕获盗贼，兴办 学堂，倡行教化，以政绩进银青光禄大示，封赞皇县子，赐一子为官。宋嘉年间的常州知州陈襄{1017～1080}，还亲自巡视东南，督促办学。
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任常州知州时非常重视教育，他兴建学校，比较有名的书院有龙城、延陵、道南、龟山、东坡、青山、溪南、城南等。 另外还有府学、县学、义学等各种"植人"之所。
宋大观三年（一一○九年）合试天下贡士，一科三百名进士中，常州一地竟取五十三名，占六分之一还强，成为一时佳话，受到宋徽宗的嘉奖和赏赐，特赐褒诏曰："进贤"。当时郡守徐申还专门"立进贤坊，旁植荣赐亭，以侈其盛。"所以南宋大诗人陆游也盛赞常州"儒风蔚然，为东南冠"。直至清朝，累代的教育事业都很发达，有"文教被于吴，吴尤盛于延陵"的说法。
人杰地灵，风华物茂，常州啊常州，看来不亲去耳濡目睹，便是我苏轼今生的最大遗憾啰！ 心中陡然升起前去探访的冲动，所以虽属半醉之状，还是与蒋之奇当场定下卜居阳羡（宜兴旧名）之约。
不过世间的事，有时也确实难料到的，当苏轼与苏辙一起参加了琼林宴后不到一个月，即嘉祐二年的四月八日，家人突然报来他俩的母亲,年仅48岁的程夫人突然在老家病逝的噩耗。悲痛欲绝的苏氏父子三人，匆匆启程回四川眉山老家奔丧。归途中的苏轼整天浑浑噩噩，母亲的音容笑貌，打小对他俩谆谆教导的往事，尤其是在自己才10岁时，由于支持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抱负，母亲毅然担起教育自己与弟弟的重任，经常亲自对自己讲解四书五经、儒家的精典思想，讲解古今人士成败典故的情景在脑海不时盘旋。
譬如有次读到东汉史的《范滂传》，站在边上的苏轼听到母亲叹息，就对母亲说：我将来也会成像范滂这样的人，母亲您相信吗？
范滂，东汉未年的士大夫，他一生慨言直行，有表彰污浊险恶而能振拔自立、激世励俗的非凡志节，文风跌荡清峻，悲壮激越。
所以母亲一听他说就回答：你能成为像范滂这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像范滂那样人的母亲吗？苏轼立刻说：娘，我一定要当个能英名留世的志士。母亲一听又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的的儿子呢。
回到家里见到母亲的遗容，作为长子的苏轼更自恃不住了，当场哭得昏绝于地，屡哀屡厥，情绪极其悲伤。
按照儒家道义，自己母亲去世是人生中的大事，即便官至宰相高位，也要辞官回来守丧二十七个月后方能再仕。过度悲伤的苏轼一直服丧在家两年多，期间虽然无心吟诗作文，但是平常除了读书，没忘练习书法或用心绘画。
转眼便到大宋嘉祐四年（1059年）。
此年九月，服丧期满，已经24岁的苏轼与21的苏辙兄弟俩，在父亲的带领下，双双跪拜在母亲坟前辞行再次返京。十月初，父子三人携全家人登舟启程，行舟沿岷江经嘉州而下，然后入长江一路东行。
这年的苏轼刚添了儿子苏迈，初做父亲的他，心情格外欣喜，在船上与父亲、弟弟饮酒赏景，挥毫吟诗。
十二月八日，舟船抵湖北江陵驿。想起这一路上赋诗的兴致，苏轼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将这些诗句汇集成册呢？父亲苏洵与弟弟苏辙一听，非常赞同他的这个想法，所以后来苏轼特将父子三人在船上所作的诗文约100篇，收集成《南行前集》。
他们在荆州逗留了近一个月，于大宋嘉祐五年（1060年）正月初五走陆路向北，经襄阳、唐州、许州（今许昌）、尉氏，于二月十五日赶到汴梁，全家在城郊西冈租了座小宅院，草草安顿。
其实他们还在唐州时，25岁的苏轼已经被朝庭任命为福昌县主簿，因家事牵累未能去赴任。没想到来到京城不久，皇帝就下诏招求直言之士，但须经过考试后方能录用。
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 大宋嘉祐六年(1061年)正月，苏轼与苏辙兄弟俩移居到怀远驿，开始专心攻读迎考。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在崇政殿亲试所举贤良方正直之士，并且要求当场坦诚回答皇帝的极谏策问。因为苏轼所对的制策，令皇帝看了满意，所以被列为最高等的三等，苏辙为四等。随后苏轼被授以主管国家司法的大理院评事。
按照朝纲规定，新上任的朝庭司法界命官，必须要到地方上磨练三年，所以苏轼先被任为签署凤翔府节度判官。
在去凤翔府就任前夕,苏轼在宜秋门旁购得南园一座,就将父亲及家人搬迁于此居住。在一切安排停当的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便携妻儿一起赴陕西凤翔去任职了。26岁的苏轼，就是从凤翔这片黄土地上，迈开了他出仕的第一步。
（4）
凤翔，古称雍州，因传说凤凰鸣于岐，翔于雍而得名。在凤翔任上，苏轼除了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家用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就是牛马草料供给西部边防两大要务。此二要务均由服衙前役的百姓来义务完成，政府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在运送途中，官物如有丢失，服役的百姓还要负责赔偿，许多人因此破产，而无力赔偿者则被投入牢狱，走投无路之下便有人选择远走他乡，甚至沦为盗贼。
上任伊始，苏轼就注意到了木筏水运带给百姓的沉重负担，他亲自去营中调查，了解到木伐之害本不至此：若在黄河渭河未涨水时，放筏操运，以时进止，就可无重费；造成现在这些危害的原因，则在于官府令不以时错误安排，在黄河渭河涨水期下令运木。
于是苏轼便对衙规进行了修订，使衙前可自择水工，按时令编木筏竹，从此衙前之害减半，改革衙前役可以说是苏轼步入仕途后，为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使他在当地留下千古美名的一大政绩。
在凤翔，苏轼不仅留下了卓著的政绩，还疏浚了造福后代的东湖。当地人都说：苏轼为凤翔办过许多好事，但大多都是老祖宗受益，唯有这东湖的一池秀水，滋养了凤翔近千年的文脉，为地方涵养出众多饱学宿儒之士，也成就了众多传唱千古的精彩文章。扩建东湖，可以说是苏轼为凤翔做过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好事。
另外，关注民生，忧民所忧，喜民所喜，也是苏轼最让凤翔人感动的地方。原址在凤翔府，后被迁至东湖的喜雨亭，乃苏轼所修。
“喜雨”二字的由来，是大宋嘉佑七年春，凤翔久旱不雨，苏轼与陈太守一起前往太白山求雨，祭祷灵验，天降甘霖，解除大旱。正好，苏轼的亭子也刚建成，于是便欣然以“喜雨”命名，并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和喜雨亭一样，凌虚台原址也在凤翔府内，为太守陈希亮所建。
可以说，这位陈希亮字公弼的风翔府太守，是苏轼人生中第一位政治导师。军人出身的陈太守，习惯了严格的纪律，故要求下属也很严。凤翔的文武官吏对他都低头服从，可年轻好胜的苏轼就不愿屈从，故尔常常针锋相对。
苏轼最气陈太守的地方有三处:一是陈太守年龄大，常把他视为不太懂事的毛头小伙；二是陈太守不接见他；三是陈太守常删改他起草的公文。可苏轼也只有生气的份，因为毕竟是下级，所以对之也是没办法的。但是不久，他认为能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
原来这位陈太守在官邸中修了一座高台，闲时就到上面观赏风景，也不知为什么，陈太守就叫苏轼写一篇要刻石留记的文章。
苏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他想，这样既可显露自己的才华，又可在文中影射嘲弄下陈太守。所以在这篇《凌虚台记》中，苏轼大写今后高台垮塌后的情景，又暗讽陈老头子从来不了解城外山丘的景色等。
没想到陈太守读过《凌虚台记》后，居然不易一字，命人将其刻石镶嵌于台南。一直到后来两人分手后，苏轼才明白了陈希亮的苦心，随即写了一篇《凌虚台诗》，以此表达自己的懊悔之意和对陈希亮豁达气度的褒扬之意，从而化解了两人之间的恩怨。
而在六十四岁的陈太守不幸去世时，这位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的苏轼，由于彻底了解了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语言非常诚恳，溢滿对陈公弼景仰之情。后人便将《凌虚台诗》加刻于凌虚台之北，一记一诗，南北呼应，为这二人的故事做了个最好的注解。
陈希亮公弼从进士及第开始，一生为官三十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中任职。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京城为官，陈希亮总是嫉恶如仇，从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
了解到他的人品政绩，尤其回味出陈太守的为人之正直，苏轼从内心对他产生极高的敬意。对古人谄媚死者的墓志铭，苏轼一直很反感，故不轻易给别人写墓志铭的，哪怕是皇亲王爷求他也不行。
他一生只写过七篇墓志铭，而每篇都有充分与特殊的理由。但是他却为陈太守专门写了墓志铭，而且除了司马光的墓志铭，这是最长的一篇，可见苏轼是不记仇的人，后来他与陈太守的儿子陈造成了终生好友。
苏轼在凤翔为官近三年，改革衙前之役，查决囚犯，赈济灾害，修筑东湖，为发展凤翔酒业呼吁奔走，这些都是苏轼为凤翔人民做的实事好事。可以说，凤翔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让胸怀“致君尧舜”理想的书生，完成了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蜕变。仕途的历练，让苏轼的政治主张开始走向成熟。苏轼在政论名篇《思治论》中，对时政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的政弊在于治理国家没有计划，政策更迭，有始无终，然后从多方阐述了其治国要先定计划而后从事的主张。
在凤翔，苏轼还写了许多借古讽今，反对暴政的诗歌，如《石鼓歌》、《李氏园》、《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中》等。当政权利益与百姓疾苦发生矛盾时，苏轼就敢写诗为文，为民直言力争，这种刚直敢为的秉性一被激发，便不可收拾，影响其一生。
凤翔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仕途为苏轼的文学创作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凤翔八观》、《石鼓歌》、《太白山早行》、《王维吴道子画》等130余篇诗文和《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名篇佳作，都成于凤翔之任上。
（5）
大宋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28岁的苏轼接到朝廷的调令回到汴京，还住在南园,与弟弟苏辙一起伺候年迈的父亲。
大宋治平二年（1065年），29岁的苏轼经考试进入直史馆。直史馆是研究历史的机构，有观赏到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大量珍品、手稿和名画的机会。所以这期间，苏轼写了大量的史论文章。
正当事业有成时，家中却祸事连连。先是这年五月二十八日，妻子王弗突发疾病去世,年方27岁。接着次年四月二十五日，58岁的父亲苏洵又猝然去世。他和弟弟及全家扶着两人的灵柩而返。
舟行淮河，经运河，在扬州附近入长江，向西回四川。一路走得很慢，一直走到治平四年(1067年)的四月方抵眉山。八月,他们将父母亲合葬于安镇山老翁泉侧,王弗也葬在婆婆的坟茔旁。
按规定，辞官在家服丧27个月。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三十二岁的苏轼开始他的第二次婚姻生活，妻子王闰之时年二十一岁，她是王弗的堂妹。当年十二月，服丧期满的苏轼兄弟携全家回朝，此后他们再没有回故乡。此次他们仍走第一次赴京的路线，翻秦岭到关中平原，然后一直向东，于次年二月到京师。
此时的大宋王朝，已进入宋神宗赵顼执政的大宋熙宁年间，朝廷的人事与法令正发生巨变，苏轼兄弟俩的匆匆赶回，正好卷入了这场政治大变革的旋涡。
宋神宗赵顼一上台，就对疲弱的宋朝政治深感不满，他素来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
王安石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庋也进行了改革。
大宋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出任副相（参知政事），变法正式拉开了帷幕。为了变法改革需要，朝廷设制置三司，并颁布了第一项改革法令“均输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大张旗鼓地变法。
为了强行推行新法，王安石数次鼓励宋神宗“独断”。苏轼对此执有异议，但地位太低，无资格公开反对，只是在当年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时,出了这样一道策题：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暗喻王安石的“独断”后果与下场。王安石闻之十分愤怒，但是想排斥苏轼吧，一时又没直接的把柄，于是利用职权，将苏轼摄去开封府任推官，意以多事困之，让他去干整天忙于事务的杂差。这年苏轼次子苏迨在京师汴梁诞生。
大宋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苏轼与在条例司任职的苏辙分别上书，对“均输法”提出异议。十二月，苏轼因开封府减价买浙灯事论新法不便，使王安石见而恶之。尤其是在大宋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苏轼亲书七千言书呈宋神宗赵顼,“希望皇上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意思要朝廷注意拢络人心，尊重民间传统风俗，尽量恢复良好的朝廷纪纲。
这些举动，让改革中炙手可热的王安石心中显然不快,但一时又抓不到他们大把柄，所以一个阴谋终于在改革派的愤懑中悄悄酝酿。
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向皇上奏劾章，说苏轼在居丧回家时，利用官船大做生意获利，还冒朝廷之命差夫调兵为其所用。宋神宗见到劾奏立刻下旨：“分六路逮捕曾经为苏轼服务过的船工和士兵，查清后严办，钦此。”
可是莫须有的弹劾，终将以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通过这件事，苏轼由对政局完全失望，所以一再请求外任。
开始时，宋神宗御批他可任知州一级官员，但中书省却不同意,只同意批任副州级的颍州通判。也许是宋神宗对这起冤案略表歉意，他亲自改批让苏轼去任杭州通判。
【6】
大宋朝在建国初期，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所以宋太祖赵匡胤亲自创设了“通判”一职。
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郡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
通判的差选，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后改由转运使、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僻。通判之掌，除监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皆可裁决，但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总之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级官吏。
大宋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35岁的苏轼携全家离开京师，先到陈州（今河南淮阳）苏辙家。然后走颍州（今安徽阜阳），沿淮河，于十月十六日抵山阳（今淮安），十月下旬到扬州。苏轼在扬州的数日里，受到扬州知州钱公辅的热情款待。
钱公辅，字君倚、纯者，常州武进人。他是五代吴越王钱镠的后人，生于大宋天圣元年（1023年），27岁时参加了皇祐元年（1049年）的进士考试，殿试时高中第三名（探花）。中进士后，官职时而地方时而中央。先后任越州（今绍兴）通判、集贤校理、开封推官、户部判官、明州（今宁波）知州。后回京任同修起居注，很快升知制诰，掌管皇家文书的起草。
治平元年(1064年)，宋英宗赵曙即位后不久，决定破格提拔刚升翰林学士的王畴任枢密副使。钱公辅认为其资历太浅，拒绝起草任命文书，结果被降任滁州团练使，后被调知广德军。四年后，宋神宗登基，他很快被调回京城恢复知制诰职, 宋神宗让他负责谏院的工作。
他与王安石原本关系很好的，但其忠耿直言，几次在用人问题上与之相左，导致两人感情渐渐疏远，后被调江宁知府。不久，宋神宗欲将他召回京，王安石讲此人总是喜欢帮助小人，还老喜欢提不同意见，这种人不宜放在皇帝身边工作，随之改任其为扬州知州。
钱公辅此人文才出色，可惜大多数作品失传，但是他的名篇《义田记》却流传不衰，并被收入《古文观止》一书。
在欢迎苏轼的洗尘宴上，钱公辅特意邀请了三位正在扬州，或者正在附近地区，也曾在京为官，与苏轼有相近命运的官员。
他们分别是刘攽（字贡父），时任泰州通判；孙洙（字巨源），本地人，时在家探亲，将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任知州；刘挚（字莘老），原任监察御史里行，刚被调任监衡州盐仓，时正经过扬州赴衡州(今湖南衡阳)。他们在扬州一起欢聚了三天，期间苏轼提议赋诗为别，各用其字为韵，每篇十韵。大家听了全拍手称好，四人同作了《三同舍》诗。同名命题诗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自叙，另三部分，别后各寄三人。刘攽可谓是四人中的老前辈, 大宋庆历六年(1046年)就中进士,在朝中任过中书舍人。中书舍人简称舍人。宋初亦设此官，实不任职，另置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起草诏令。不过刘攽是一位史学家,协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担任副主编。刘攽与王安石关系素来相厚，后因语言的无意冲撞而遭其恨。
王安石曾告诉宋神宗说：“与司马光朝夕所处，并且与之切磋者乃刘攽、苏轼之徒。”当年刘攽被贬调往泰州时，苏轼曾作了首《送刘攽倅海陵（泰州州治所在县）》诗。此时老友再次相逢，彼此仍然记得“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如今各漂泊，笔砚谁能弄……”
可是客友间不能多言政事，“广陵（扬州旧名）三日饮，相对恍如梦；况逢贤主人，白酒泼春瓮。”所以苏轼如此吟道。
孙洙年长苏轼五岁,19岁便中进士。在京师时任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兼史馆检讨，同知谏院。可对当前政坛郁郁不能有所言，只得请求调任外地。孙洙虽非被王安石逐出京师，但以求去而作为自全，不失为君子风度。所以苏轼特地敬他一杯：三年客京辇，憔悴难具论。挥汗红尘中，但随马蹄翻。……不谓广陵城，得逢刘与孙。异趣不两立，譬如王孙猿。吾侪久相聚，……绝交固未敢，且复东南奔。
刘挚则是明确反对新法而遭到朝廷贬逐的，他年长苏轼6岁,却晚两年中进士。其实王安石对刘挚十分器重的,曾数次想提拔重用他,可他却数次向宋神宗陈述新法弊病，所以弄得王安石非常难堪。
苏轼与他初次相识，还是在自己送父亲灵柩回川路过荆州时，江陵昔相遇，幕府称上宾。此时则是如今三见子，坎坷为逐臣……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或许是相同的命运让大家邂逅成一欢，醉语出天。在离开扬州前夕，苏轼去与钱公辅告别时，钱特意拜托苏轼:小儿钱世雄也在杭州做事，望你们能够成为好友。苏轼自然一口应承，虽当时出于礼节,却不晓无意中已为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地,隐埋下一粒沉甸甸的愿种。
（7）
大宋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三日，苏轼第一次路经润州(今江苏镇江),游了金山寺，次日放船到焦山后又登北固山游甘露寺。
初次踏上江南土地的他，立刻觉得爱恋难舍, 所以诗中流露出归隐之意：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簪组指冠簪和冠带，借指官宦】
面对滚滚长江，苏轼郑重表白了自己的心愿，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不能归隐山林是身不由己，所以对波涛发誓，将来一有机会有田不归如江水。
离开润州，他沿了运河向下，在上旬末、中旬时经过常州、苏州，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常州的土地。
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家人行舟抵达杭州。
大宋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36岁，他的三儿子苏过在杭州诞生。在此期间，最著名的善政就是治理西湖。
其实一到杭州就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一边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一边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
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于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渐渐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实富裕。
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立国后，停止了，茭白根积为田，剩下水面没有多少了。运河的便利丧失了，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灾难，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
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门接受江中潮水，盐桥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物力人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
吴地人种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长。收取的钱准备用来修湖时使用，取来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和请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来招募工役。
针对西湖被葑草淤泥雍塞的危险，苏轼认为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他不仅写下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并亲自发动20万民众，历时半年疏浚了西湖，筑的堤上种了木芙蓉、杨柳，看上去就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即苏堤。
次年八月，苏轼按惯例，要到杭州所属的各县察访，可是人还没到临安县，县令苏舜举已亲自在县界的太平寺迎接他了。
苏舜举是常州晋陵人，以大理寺丞知临安，两人又同是嘉祐二年中的进士，相互自然比较熟悉。所以他一见苏轼便玩笑道：我数日前去杭州，不料却被训狐（民间称猫头鹰）押送出来，让苏轼感到奇怪，就笑着询问原因。原来这苏舜举拟了个较简易懂的《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送给在杭州城里上级官员审阅参考，结果大多数人不理睬，这也就算了，不料两浙转运副使王庭老看了他的此章后，竟然勃然大怒，立刻命差役将苏舜举押送出杭州城。苏轼拿过他草拟的钞规一看，感觉果然非常简便问训狐是咋回事。苏舜举便对他讲了个寓言故事：
我来这里时听人说，燕子以日出为一天的开始，日落为一天的结束。蝙蝠则以日落为一天之始，日出为一天之终。为此燕子与蝙蝠争吵不休，谁也不肯相让，只好决定到百鸟之王凤凰那去论个公断。不料途中遇到一只鸟对燕子说：你啊，就不要去寻诉论理了，因为凤凰贪睡，它现在什么事情也记不清，全由训狐代掌其权。苏舜举的意思，就是讽刺这位掌权的王庭老辈昏馈颠倒，判断事物必然是非相反。苏轼听了他的解释沉吟不语。
当晚在苏舜举寓所设的洗尘宴上，彼此联想到当年同赴琼林宴，苏轼兴致勃勃：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不觉多喝了几杯。
时间一晃过去十五年了,与君登科如隔晨，敞袍霜叶空残绿， 在与苏舜举碰杯时，苏轼油然感生时光匆匆的无奈：试呼白发感秋人，令唱黄鸡催晓曲。彼此均发渐生之慨，苏轼吟道：黄鸡催晓不须愁，老尽世人非我独（黄鸡: 毛呈茶色的鸡。白居易《醉歌》: 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这句意思是不要为黄鸡催晓而愁怅,世人同老,不只是我个人。“黄鸡催晓” 这词源自唐代白居易的诗,意为光阴在黄鸡每一天的报晓声中悄然流逝。
隔了一两天，钱塘县令周邠和杭州名士李行中也来到临安，与苏轼相约同游径山。径山位于杭州城西北50公里处，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创建于唐代的径山寺内僧众达1700余人，禅房360间。它与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宁波的天童寺、育王寺，并称为“禅院五山”。
在凭吊吴越国钱王所留遗迹时，苏轼连续作了《将军树下》、《锦溪》、《石镜》等诗，然后攀玲珑山，观赏九折岩，登三休亭。
当夜三人同宿九仙山无量院；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次日又游东安岩，凭吊东晋大将谢安遗迹；当日过竹林桥到海会寺访有明长老。这时苏舜举也赶来汇合，于是再游径山，登凌霄峰，上含晖亭观海。游至洞霄宫时，周邠吟诗赠苏轼。或许有感而发，他接其韵和答一首兼赠苏舜举，其中有：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 ，屡欲争晨瞑。意思是为苏舜举的不白之冤打抱不平，暗刺王庭老等像训狐一样不辨是非。
但是苏轼万没想到，在多年后发生的文字狱中，他的这首诗也成为反对新法的重要罪证之一。
（8）
早在大宋熙宁五年（1072年）11月，奉命到地方上察访民情的沈括，一回去便上奏宋神宗说，两浙路所属的常州和润州（今镇江）等地岁旱民饥，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大宋熙宁六年10月（1073年）宋神宗下旨，赐两浙和淮南东路粜平米各五万石以赈饥民。没想到具体赈饥事务就落实在苏轼的身上。两浙路转运司发文令他率人到润州、常州、苏州、秀州等地组织运粮以赈济灾民。
当年11月底，38岁的苏轼便离开杭州北上，同行的有周邠。诗友柳瑾因往监灵仙观，不久前特来看苏轼,所以顺搭船舟返归。
柳瑾的儿子柳仲远娶了苏轼的堂妹，其家正安在润州。此时天上常飘雪，船泊临平时，他与柳瑾一起踏雪去访同朝诗人陈烈。这位陈烈原籍长乐，后来迁居福州,生卒年不详。
船过秀州（今浙江嘉兴）永乐镇（在今嘉兴西北）时，苏轼当夜就去报本禅院探望文及长老，他俩的友谊源于去年腊月。
当时苏轼因水利公事出差去湖州，回杭州时路经秀州，无意中到了报本禅院。在拜访长老时彼此一聊才弄清，这位文及长老竟是自己的四川同乡。在乡情浓浓中，苏轼不觉吟出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的绝句。
而这次，文及长老已重病在床，苏轼便劝慰他道：往事过年如昨日，此生未死得重论。
第二天监秀州税钱安道特地登船送茶。钱安道是常州无锡人，也是去年苏轼经秀州时相识的。当时苏轼曾赠诗并寄往他在无锡惠山隐居的弟弟钱道人。钱邀他到府上作客，见歌者都是身穿道服，歌声抑扬顿挫，悠古幽扬，让苏轼沉浸在道教那种特有的文化欣赏中。舟船路过苏州，知州王诲专门设宴为他洗尘。
席中王诲出示了宋仁宗赵祯赐给其父王举正的墨宝“飞白”，并邀苏轼做记，盛情难却下，苏轼当即挥笔写下《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 问人之贤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二家之市。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
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欤？凡在廷者，与有力焉。
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而识其为人。其流风遗俗可得而称者，以世考之也。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其子诲出庆历中所赐公端敏字二飞白笔一以示臣，且谓臣记之，将刻石而传诸世。臣官在太常，职在太史，于法得书。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考追蠡以论音声，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存昌蜀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见此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也夫。
数百字条文一气呵成，文采飞扬，让王海赞叹不已；当今之文魁，传世之佳作。其实他清楚苏轼之用心：飞白这种字体，是宋代皇帝的御用字体，其中以风流小皇帝赵佶的飞白字写得醉好看，至于仁宗的飞白字写得如何，现在就没人知道只有苏轼清楚，而且能从一篇无足轻重的书法作品上看出很大的名堂来。
在《仁宗皇帝御飞白记》中，苏轼说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然后就引用孟子的经典作品。比喻拟人的啰嗦了一大圈，说，我曾经在仁宗皇帝手下工作过，以我的水平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请看仁宗皇帝再40余年间，他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只这几句把仁宗留下来的老臣们拍了一遍，没有谁看了不开心的。
尽管仁宗又老又穷，被西夏北辽欺负的翻不过身来，但在苏轼看来，简直是天堂，因为那时没有王安石的变法。
苏轼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仁宗皇帝的书法，“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接着用了一串排比，用以证明这幅书法作品是在是好，应该吧这幅字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帆看到这幅作品的人，必然会变得品行高尚，“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 绝妙之处虽然常人难以领会，用心当然是瞒不过那些官场老手的，这是后话。
大宋熙宁六年（1073年）12月下旬，苏轼进入了常州境内的无锡县。“无锡”这一地名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周、秦间锡山产锡，至汉朝锡尽，故名“无锡”。新莽时锡复出，改县名为“有锡”，东汉初为无锡。这一说法见于唐朝陆羽《惠山寺记》，谓；山东峰（按：指惠山东峰，即锡山），当周秦间大产铅锡，至汉方殚，故创无锡县，属会稽。自光武至孝顺之世，锡果竭，顺帝更为无锡县，属吴郡。这一说法，历代无锡地方志都相沿记载。
无锡县城西面的惠山上多有清泉，历史上曾经有过“九龙十三泉”这说。位于惠山寺附近的惠山泉原名漪澜泉，唐代大历十四年（779年），由无锡县令警澄派人开凿。该泉共有两池，上池圆，水色澄碧，饮料都在这里汲取；下池方，虽一脉相通但水质不及上池清澈。唐代“茶圣”陆羽曾品评过天下宜茶之水不下二十种，他认为庐山康王谷的洞帘水为第一，无锡惠山新泉为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为第三。
另一位评泉大家刘伯刍却认为：“宜于煮茶的泉水共有七眼，惠山泉是第二”。此后“天下第二泉”便为历代文人名流公认。
【9】
苏轼一登岸，便径自来到惠山脚下，拜访长年隐居于此的道士钱颖(号惠山山人)，并带来其在秀州哥哥的问候，受到钱颖的盛情款待。
晋代西域僧人慧照，当年来到此山便开山建寺，后人就将古华山又谓“慧山”，因为古时候“慧”和“惠”字相通，所以“惠山”由此得名。钱道人用惠山的泉水，烹苏轼特地带来的名茶“小龙团”来招待。
因为茶圣陆羽曾多渲染和崇尚其奇特古朴，所以唐宋时的茶商将茶叶碾成细末，再以其膏脂做成茶饼。
“小龙团”茶产自福建，以模压成龙形故名，上印龙凤图案，形似“圆月”，为宋代御用贡茶。在彼此细茗上品中，苏轼道出一件他在京城任官时的趣事。
文人雅士闲来聚在一起，最大乐事便是赛诗斗茶。那时苏轼年轻气盛，有一次和书法家蔡襄斗茶。茶本饮中极品，好次之差，大家心知肚明，关键要靠什么水烹泡。茶圣陆羽曾将惠山泉评为“天下第二”，所以京城的佳茗大多用惠山泉水来烹煮。
但是细心的苏轼在反复品尝后发现其中的不足，这便是从惠山运到汴京的泉水，是用陶瓷瓶装运，不免沾染瓶瓷气，所以就很难称纯。得知蔡襄仍然用惠山泉烹茶后他暗自高兴。
为防瓶瓷气，他采用了浙江天台山的竹沥水，在利用当地断竹勾取入瓮后再长途装运到京。但是在正式斗茶时，大家先喝了其竹沥水烹的茶再饮蔡襄的惠山泉水茶，没想到全判蔡襄获胜，让苏轼深感意外。
虽然心中不服，但亲自细品了蔡襄烹的茶后，自己顿觉惊讶咋一点瓷瓶味都没了呢不得不认输。事后才知道，蔡襄用的泉水先经过细砂过滤，过滤后的惠山泉就像新汲出来的泉水，所以被誉称为“拆洗惠山泉”。
此时钱道人拿出了自己的诗请苏轼雅正。当读到直须认取主人翁这句时，苏轼天生由来的幽然感顿生，首断故应无断者，冰销那复有冰知；主人苦苦令侬认，认主人人竟是谁？这听起来几乎是戏言的诗句，却充满了哲理，内蕴相当辩证关系：有主还须更有宾，不如无境自无尘令钱道人感慨不已。苏轼精神昂扬，径直就向惠山顶峰攀登而去。
惠山位于无锡县的城西，绵延有10多公里范围，最高峰三茅峰海拔328米，次高峰二茅峰海拔312米。往南数公里便是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湖中有大小岛屿四十八个，峰七十二座，又名“震泽”、“五湖”、“笠湖”、“具区”等。苏轼自小就特别喜爱登山，所以攀上二茅峰，欣览浩渺无边太湖时心中波澜起伏，回观若临绝顶，不禁在心中诵吟：
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陆羽在《慧山寺记》中有载：山有九龙，若龙之偃卧然。看着惠山九龙脊上的盘山路与太湖的万顷碧波，一动一静对照，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赞叹不已。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这“空”字在此最玄。
孙登是三国时期的魏国名士，今河南辉县人。他独自一个人在郡北山挖掘土窑居住，夏天编草做衣，冬天便披下长发覆身，平生好读易经，安闲无事时便弹弦琴自娱，尤善长啸。此人性情温良，从来不发脾气，后来他独居于宜阳山。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受魏文帝曹丕之命前来拜访向他请教，他始终默不作声。
嵇康跟他游学三年，问他有何目标抱负，但他对任何所问总是笑而不答。嵇康临别时再三求教于他：先生难道真无临别赠言与我吗？他才说出火生而有光，如不会用其光，光就形同虚物，重要的是在于能用光，光就能发生作用。人生而有才能，如不会用其才，才能反会召祸，重要的是在于能用才，才就能利益天下。所以用光在于得到薪柴，可保持长久的光耀；用才在于识才，才能获得道德真才，方可保全其天年。如今你虽有多才可是见识寡浅，深入恐难保全当今之世，希你慎重。可是嵇康出山后未听他的话，结果被司马昭所杀。在他的临终诗中大有后悔意思：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为何道教尊称他为孙真人先师？苏轼在归程途中突然领悟，这孙登是对世事的无奈才有意回避，这就是道家推崇他的真谛所在。
下山后,他欣然作了首《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诗：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尤其第三和第四句对仗精妙，细思慢品，确实意味深长，可谓是一首明对、隐对和意对一气呵成的罕见诗联，所以一直为历代茶客所推崇。隐对：“小团月” 乃岁贡皇帝饮有，当时公认为“皇家第一茶”；无形对：“天下第二泉”精妙绝伦；意对：“小团月”实为茶，“第二泉”则是水，茶对水，丝丝相扣。
也许是频频爬山过于劳顿，再加偶受风寒侵蚀的缘故，回到船上的苏轼竟然卧病不起。一直到除夕的下午，他的舟船方抵常州城东的通吴门外，苏轼下令就在此停泊。
（10）
据历史记载，常州的筑墙建门始于五代十国的吴国时期(公元十世纪初)。通吴门是一座水门，横卧于古运河上,位于天宁禅寺附近。
对于苏轼的决定，船家与随员均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此处距驿站所在的城中弋桥仅有两三里路程，作为奉行皇命的上级官员，马上就可以享受到高级礼遇。可是手下人欲行登岸准备去向常州官府通报时，被苏轼看见，立刻喊住：“回来，没有我的指令，谁也不准擅自行动！”众人只能悻悻而回。
“过年了，难道还要……”随员中也有大惑不解者，但一听苏轼仔细解释，大家全用景仰的眼光看着他。实话实说，此时苏轼的内心，确实不愿在这种时候去打扰地方官员。
倘若去住驿站，必然首先要去通报，必定会惊动地方官员为此忙忙碌碌，想起他这一路走来，每到一处都得到当地官员的迎送，接风洗尘。
此刻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非常寒冷，倘若到毗陵驿休息，固然温暖舒适,但他们这批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必使驿站人员不能回家团聚。想到这里，苏轼的脑海浮现出迎陪官员苦涩而无奈的笑脸。
“今天大家都不上岸，让此地官民过个团圆的夜，安心的年吧！”抬头看着民居毗邻的常州城廓，苏轼满怀深情地对随员们说。所以大宋熙宁六年（1073年）的除夕夜，三十八岁的苏轼是在常州城东通吴门外的官舟上渡过的。
夜幕渐渐垂落，荒郊野外不时传来嘤嘤哭声。苏轼知道，这是常州地区的民风习俗，除夕之日均要烧纸哭祭祖先的，“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想想家人都在杭州，唯有自己孤身漂流在外。他站在船头上凝视着昏糊的城郊，心里的思亲之情更浓，不觉吟起：“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尽管身体还不太舒服，苏轼还是强撑着身体出来洗发，准备迎新，大家也围拢在他的身边，一边饮酒一边辞岁守夜。“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在几支红烛光的照耀下，他推开纸，舒口气，冥思心头渐涌的诗意，然后落笔缓缓书下《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两首。
想想自从来江南后，这已是第三次守岁了，“南来三见岁云徂（意为过去或消逝），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舱外不时绽放的迎新烟火，无形与其病体形成鲜明的对照，“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辗转思维的苏轼，已经为新年的光临振奋，“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醉后饮屠苏。”
次日清晨，就是宋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初一，船舟缓缓向西滑行。凝望着渐渐远去的常州城，“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苏轼随口吟道。
（11）
宋熙宁七年（1074年）的正月初一，这只载有苏轼一行的舟船，沿着江南运河航道缓缓驶离常州往西，慢慢进入润州所属的丹阳县境内。
今年春来早，身体稍愈的苏轼撩开船窗纱巾，舱外两岸的河堤上，一排排杨柳树梢上已挂有无数鼓突苞蕾，堤岸后面那一畦畦的农田里，一片片冬小麦也正在茁茁发绿，初春的气息正在悄悄袭来，“堆盘红缕细茵陈，巧与椒花两斗新。”或许是新年的降临让苏轼精神稍振。
按照新春的礼节，恰巧明天又是立春，苏轼心想，自己应给杭州的同僚表达某种祝贺和思念之情。“竹马异时宁信老，土牛明日莫辞春。 西湖弄水犹应早，北寺观灯欲及辰。”于是提笔疾书。
他先寄诗于同为杭州通判的鲁有开，自己的心也如插上翅膀似飞翔杭州，最后两句的几分失落亦算是自我解嘲：“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而想落笔给去年五月才上任的杭州知州陈襄时，心里不禁有点犯难，这陈襄过去也是京城里的高官，曾任知制诰，因论青苗法不便而外放陈州，后以刑部郎中调至杭州。或许相似的政治命运，“故人不见，旧曲重闻。”苏轼便以一阙《行香子》表达思情。“携手江村，梅雪飘裙”，重忆起一个月前两人在杭州分别的情景，“情何限，处处消魂”，远眺杭州城，“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寻常行处，题诗千首。……别来相忆，知是何人”，随着船只的前行，一幕幕新景扑面，“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
舟船抵达润州，苏轼便全力投入紧张的调粮储存等具体的赈饥工作中。这是苏轼二次来到润州，第一次是在大宋熙宁四年（1071年）调任杭州通判。
七月出都，十一月三日至润州，夜宿金山寺。他游了金山寺、焦山和北固山甘露寺，作了《游金山寺》、《自金山放船之焦山》、《甘露寺》；时在陈州的苏辙作《和子瞻金山》、《和子瞻焦山》、《次韵子瞻游甘露寺》等诗。
这次是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初一。一是路过丹阳时，苏轼作了《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即鲁有开）》。
鲁有开字元翰，谯縣（今安徽亳县）人，大宋皇祐五年进士，时任杭州通判。抵达润州后，二是苏轼还利用公余拜访了同年刁寿。
刁寿，字景汜，润州人，和苏轼同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熙宁六年（1073年）冬罢于潜县令家居，作《刁同年草堂》。刁寿和刁约一居南一居北。
刁约，字景纯，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少卓越刻苦学问，能文章，始应举京师，与欧阳修、富彦国声誉不相高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曾知越州、扬州、宣州，官至太常寺后挂冠归回润州。刁约一边与苏轼一起赏瑞香花，一边共同回忆当年在琼林宴时的盛况，苏轼作次韵诗。
三是与柳子玉同游鹤林寺、招隐寺、金山，刁约、柳子玉作诗唱和；听说柳子玉将赴舒州（今安徽安庆市）灵仙观，苏轼作诗送之。
柳子玉，名瑾，润州丹徒人，庆历二年进士，熙宁初官尚书郎，善草书，能诗，其子仲远与苏轼堂妹婚。
鹤林寺在今润州南郊磨笄山北麓，创建于东晋元帝大兴四年；招隐寺原名兽窟山，南朝著名艺术家戴颙隐居于此，戴颙其女矢志不嫁，舍宅为寺，故名招隐寺。苏轼有《游鹤林招隐二首》、《同子玉、刁约游鹤林、招隐呈景纯》、《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柳子玉亦见和，因以送之》、《景纯复以两篇，仍次其韵》、《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子玉以诗见邀，同刁丈游金山》、《金山寺与柳子玉饮》、《送柳子玉赴灵仙》。
四是为俞康直的家居题咏。俞康直，字之彦，丹徒人。曾任杭州观察推官、睦州通判，五十七岁监洞宵宫（在杭州余杭）后致仕回丹徒，所居有退圃、逸堂、豚轩、远楼。苏轼作《监洞宵宫俞康直郎中四咏》诗。
五是再游焦山、金山，在焦山作《书焦山纶长老壁》；在金山，诗别圆通、宝觉二长老。一转眼，在润州忙碌了三个多月，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苏轼告别润州，转入常州境内开展赈饥。
（12）
宜兴县位于常州南部，东濒太湖。公元前221年，秦朝置阳羡县；589年，隋朝改为义兴县；976年，为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为宜兴县；属常州管辖。苏轼想起十七年前在琼林宴上与宜兴同年进士蒋之奇的“鸡黍之约”，可惜此时的蒋之奇正在外地为官。看着宜兴那片秀丽山水，苏轼感到非常遗憾：“咱俩琼林宴上之约，彼此不知何时方能实践啊！”不过颇为宽慰的是，另一位同年进士单锡的家，就在宜兴湖口镇的单家巷，而且两家刚成为亲眷。
大宋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单锡得知苏轼刚就任杭州通判，便雇舟匆匆去杭州拜访。这年四月初四，苏轼夫人生下第三子苏过，单锡闻知后，立刻根据吴地有给产妇送补养品，赠新生儿手镯、锁片等谓之“送汤” 的习俗，又专门赶往杭州“送汤”。
他的一次次热心让苏轼非常感动，交谈中得知他还是单身，便动了苏单两家结亲之念。经过亲自撮合，他将堂姐的女儿介绍给了单锡，并于熙宁六年（1073年）春正式成亲。当时他手头颇为拮据，还特向驸马爷王诜借钱二百贯，作为嫁外甥女的礼金。
苏轼的到来让单锡全家找到了亲人相聚的感觉，尤其与外甥女用乡音的交流，使大家仿佛又回到眉山老家。
喜出望外的单锡，用最大的热情陪伴他走遍宜兴的各处胜景。他们首先来到了位于城西南约20公里的芙蓉山，山间茂林翠竹，古木参天，山脚下掩映着芙蓉寺时隐时现。
芙蓉寺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寺以山名。熙宁二年(1069年)更名为“寿圣寺”。 苏轼所填的《踏莎行》词,可谓浓缩了宜兴的风景史话,“山秀芙蓉，溪明罨画。”他所吟咏的“罨画”,指自湖㳇经丁蜀镇北折，经张渚而注入东氿的荆溪河，两岸遍植桃李，触目皆见紫藤缠树，因而被文人取名“罨画溪”。
尤其春来落花随波,遂形成宜兴十景之一的“画溪花浪”。宜兴的溶洞早誉满天下，比较著名的有善卷洞、张公洞等。
苏轼一行穿行于其间，那种探险般神秘如梦幻一般，“真游洞穴沧波下”。他久久徘徊于城中的蛟桥，凝神赏玩着宜兴十景之一的“蛟桥夜月”,细细品味着晋代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临风慨想斩蛟灵。”
周处（236年－297年），字子隐，晋朝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鄱阳太守周鲂之子。他年少时纵情肆欲，为祸乡里，后来浪子回头，改过自新，功业更胜乃父，留下“周处除三害”的传说。吴亡后，周处仕晋，刚正不阿，得罪权贵，被派往西北讨伐氐羌叛变，遇害于沙场。
周处年少时被宜兴人列为与恶虎、凶蛟齐名的“三害”。后来幡然醒悟，射死南山之虎，斩东氿中之蛟龙，三害尽除。而今斩蛟处，仍然“长桥千载犹横跨”。
看着眼前如画一般美景，可能出于对官场的厌倦，苏轼心中产生了“解珮投簪”的念头。珮是文官所佩饰物，解珮自然就是比喻弃官的意思；投簪，就是丢下固冠用的簪子，亦有离开现任地位之意。心想还不如就在这儿“求田问舍，黄鸡白酒渔樵社”，过过百姓平淡生活。
他所指的黄鸡白酒，是老百姓春、秋两季用来祭祀社神的道具。
中国民间的社日祭神传统始于周代以前，班固所著的《白虎通义》对此有所记载。社日有春、秋二祭之分，春社祈祷人寿年丰，秋社则报祀社神。但是在汉代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始有春、秋二社，这个习俗一直沿用至今。社日所降之雨又叫社公雨，因社公社母不食旧水，故社日必雨，简称社雨。诗云：“数点霏微社公雨，两丛闲淡女郎花。”或曰：“社雨晴时燕子飞，园林何须觅芳菲”。 历代吟咏“社日”的诗赋甚多，唐代张籍《吴楚歌辞》中也有“今朝社日停针线”的诗句。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在他的《观社》中对社日有生动的描写：
“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豹面虎头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博渠农一响癫！”诗中老百姓在社日祈福迎年求丰收，吹箫打鼓，戴着豹面虎头的脸具，唱歌跳舞的狂欢场面跃然纸上。苏轼不由联想到东汉时期的陈登。
陈登，字元龙，下邳淮浦(今江苏涟水西)人。他为人爽朗，性格沉静，智谋过人，少年时有扶世济民之志，并且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二十五岁时，举孝廉，任东阳县令。虽然年轻，但他能够体察民情，抚弱育孤，深得百姓敬重。
后来，徐州牧陶谦提拔他为典农校尉，主管一州农业生产。他亲自考察徐州的土壤状况，开发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使汉末迭遭破坏的徐州农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百姓们安居乐业，“秔稻丰积”。建安初奉使赴许昌，向曹操献灭吕布之策，被授广陵太守。以灭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可是他曾慢待过当时的名士许汜，许汜却对刘备说：“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而陈登为何慢待许汜，其实就是为避谈国家大事。这举动无疑引起了苏轼的共鸣：“元龙非复少时豪，耳根洗尽功名话。”
临别前夕，单锡捧出一封珍藏的信札赠送苏轼。当他展开一霎那，眼眶顿然湿润，原来这是已逝去十三年的伯父苏涣的真迹。
蒋堂，字希鲁，是蒋之奇的伯父。宋祥符五年（1012年）进士，曾任胥州、许州、吉州、楚州通判，官至监察御史、杭州知州。
苏涣始举进士时，蒋堂恰任胥州通判。他见到苏涣所作的赋，立刻叹其精妙绝伦。为感谢蒋堂对其的赏识，“此则亲书启事谢希鲁者也”。书谢宜兴人，此时又为宜兴人所珍藏转赠，让苏轼怎不再次感动。
在常州地区的一个多月赈灾中，苏轼的足迹几乎踏遍属辖的武进、晋陵、无锡、宜兴、江阴五县，留下不少珍稀的文宝墨迹。
他曾到江阴山观的小香山探梅，题匾“梅花堂”； 在一次穿行于无锡乡间小道时，看见农夫脚踏龙骨水车奋力抗旱，便信口赋吟：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首联用比喻的手法写水车的形象，“翻翻联联”，“荦荦确确”，以叠字一摹动，一写静，言水车动如鸦之衔尾，静如蜕骨之蛇。颔联“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描述车水入田后,稻秧青翠碧绿惹人爱。颈联写灾情，“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用“鼍鸣窟中”的传说，形象揭示出天旱之严重。尾联控诉“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天旱盼雨，老翁悲泣又何用，靠天不能，唯有自救，于是呼唤子女推水车抗旱。“阿香”本是神话中的女神，此用来指车水的农夫；“雷车”是天神布云下雨的工具，这里指水车。
据说有一次，苏轼骑了一匹高头黑马自江阴县的苏墅村往南急奔，当坐骑冲到前方河流上的桥堍时，骤然发现竟然是一个断桥，他一下惊呆了，不料这匹黑马腾空一声嘶叫,一个飞跃竟然飞越河流，“马嘶桥”就此得名。
宜兴丁山镇附近有座山孤零零地矗立在平原上，当地人谓“孤山”。苏轼游后一见如故，不禁感叹“此山似蜀”，从此宜兴人便将此山改称“蜀山”。宜兴最有名的特产就是紫砂壶，苏轼尤其钟爱，还亲手制作了一把“三足提梁”的大紫砂壶，书刻“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八个字。
每当饮茶时，他总要捧着这把紫砂提梁壶玩赏一番。过了一阵，这壶身色泽闪光，让他更觉神奇，所以一直视为珍宝，并吟诗赞颂：“青烟白菜炒米饭，氐壶天水菊花茶”。后人就把这种提梁式样的壶谓“东坡壶”。几百年后，有人在宜兴丁蜀镇的蠡野羊角山宋代龙窑窑址，发掘出“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和苏轼设计的“提梁壶”亦称“东坡壶”，还有供春制作的“树瘿壶” 亦称供春壶等实物，证实苏东坡确实设计过“提梁壶”。
家居宜兴城南门外的名士慕容辉，一生嗜酒好吟，但不思仕途。苏轼闻名寻访，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观其宅门口有两株楠木树并植状如偃盖，“南轩前头两佳木，先生抚玩常不足”，苏轼便戏称其为“双楠居士”,其宅自然被命名为“双楠轩”，并题诗：“尤爱薰风五月初，白银花开光照屋”。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苏轼实在太喜欢这秀山丽水，丰饶物产的常州,所以萌发了未来定居常州的想法。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杀鸡为黍谓古代真挚的饷客之礼。“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常州地区纯朴的民风习俗,俭约的生活方式，不正是我这个穷书生一直向往的吗？
但能否如愿还是未知数，所以他在寄上司陈襄的诗中，虽然有欣悦的想法，还是带有几分无奈：“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中下旬，苏轼在常州的赈灾已进入尾声，心情也轻松了许多。这天在街信步漫游，不觉来到城东的太平寺。
该寺始建于南朝萧齐建元年间，原名建元寺，因寺中矗立一座塔，所以俗呼“塔下寺”。到唐代乾元年间成为大寺。宋太平兴国年间改称“太平兴国禅寺”，简称太平寺。
苏轼发现寺门非常气派而且簇新，一问路人方知，这山门是在五年前就是大宋熙宁二年，皇帝亲赐紫慈云大师可遵所建，并立尊胜经石幢一对。
或许是午餐后尚有几分醉意的缘故，此时的苏轼游弋于寺內牡丹花丛，心情被其雍容华贵的风度感染，居然弄不清究竟是在杭州还是在常州，“武林（指杭州）千叶（指千叶牡丹）照观空（杭州吉祥寺阁名）,别后湖山几信风；自笑眼花红绿眩，还将白首对鞓红。”心中感叹起花事守信，岁月无情的无奈。
（13）
时辰进入麦收季节，赈饥救灾的工作便圈上句号，自己也要告别常州，所以苏轼的心情很矛盾，既有归心似箭的紧迫感，又有不舍的留恋情绪，心中总觉得欠着什么。
突然想起杭州同僚钱世雄，此时不正在常州家中服父丧吗？于是礼节性地去登门拜访。钱世雄一看见这位世叔，眼泪便如断线的珍珠籁落落流下；苏轼抬头凝视着其父钱公辅的遗像，恍惚中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扬州。记得两年多前他作为东道主热情款待自己，频频敬酒时笑貌仍然清晰。谁也没料到，仅是相隔一年的熙宁五年（1072年）十一月他便猝然离世，年仅五十岁。令人宽慰的是斯人虽然已经离去，但是他的传世之作《义田记》可谓千年不朽。
钱世雄虽然比苏轼稍微年轻些，却一直视苏轼为师长，一直执礼甚恭，在杭州时就常虚心求教。当他试着请求苏轼为家父写一篇哀词，作为永久的纪念，苏轼不假思索便一口应承下来。
在拈笔蘸墨的静思中，他的脑际里闪现出浩瀚长江、太湖白帆，从惠泉山下的阳羡溪头，一直到太平寺里的鲜艳牡丹。
“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
沉醉于延陵季子让国浓醇的氛围，心中有无数至爱亲友和文学知音，哪怕卖剑买牛，我也要将真情归老于此：
“岂其土之不足食兮,将其人之难偶。非有食无人之为病兮,吾何适而不可?独裴回（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一气呵成的哀词，已成自己内心的写照。
当钱世雄捧读这篇《钱君倚哀词》，一方面十分感谢苏轼对自己父亲政治上所遭不公正的共鸣：“岂存者之举无其人兮,辽辽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国之英。苟处世之恃友兮,几如是而吾不亡。临大江而长叹兮，吾不济其有命。”另一方面又惊喜苏轼作出的抉择，唯望真能比邻而居，共老于家乡的此愿能够实现，从此自己能够获得老师的终身教诲。苏轼作的该文，真乃是抱钱公辅仕途之屈，悲其命运坎坷之慨。后人评价这篇哀词大有屈原《天问》之韵。
告别的日子还是到了，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二十九日，载了苏轼的舟船缓缓离开毗陵驿，然后沿运河东行。
舱内的苏轼习惯性地摊开宣纸，准备信马由缰，没想到跃入脑际的，竟是南唐后主李煜作为宋朝的俘虏，凄惨离别金陵时的那首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同样的别离，心态却各异，境界更是相左。所以苏轼一针见血地点评：你把国家都让给了他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
不日舟船到了苏州, 苏轼下了船便直奔虎丘山,一见“入门无平田，石路穿细岭。阴风生涧壑，古木翳潭井。”于是按约与刘述相会于虎丘寺。刘述，字孝叔，湖州人，举进士，为御史台主簿，以刑部郎中兼判刑部为朝廷重臣。因与宰相王安石争谋杀刑名,后贬任江州知州。
“难道名利都不过是浮云吗？”苏轼感慨。“胡为百岁后，仙鬼互驰骋；窈然留新诗，读者为悲哽。”或因政治上的同病相怜而互相宽慰, “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然后去拜访太守王诲，因求雨王诲用素斋相待。苏轼曾言：“过苏州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便为二件憾事。” 这“二丘”， 一是指虎丘，二是指闾丘。
虎丘，原名海涌山。据《史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占地虽仅三百余亩，山高仅三十多米，却有“江左丘壑之表”的风范，绝岩耸壑，气象万千，并有三绝九宜十八景之胜。最为著名的是云岩寺塔和剑池。
高耸入云的云岩寺塔历史悠久，是世界第二斜塔，古朴雄奇，早已成为古老苏州的象征。剑池幽奇神秘，埋有吴王阖闾墓葬的千古之谜以及神鹅易字的美丽传说，风壑云泉，令人流连忘返。
闾丘其胜，与贤良闾丘孝终（字公显）其人有关。
闾丘孝终是苏州人，曾任黄州知州，后以朝议大夫归老还乡。苏轼次日登门求访，在作客饮酒时，天终降甘霖，苏轼喜悦难以自禁，立刻诗谢两首：“……已烦仙袂来行雨，莫遣歌声便驻云。肯对绮罗辞白酒，试将文字恼红裙。今宵记取醒时节，点滴空阶独自闻……”
路过吴江垂虹桥东的三高祠时，苏轼特地前往瞻仰。三高祠是当地人为纪念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位乡贤而建。祠内的三幅贤人像是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绘，苏轼兴致勃勃地为画像逐一题诗。
“……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范蠡是春秋晚期越国的大夫，曾辅佐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相传他功成后即以一舟载上西施，同泛于太湖之中。
“浮世功劳食与眠，……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贤。”张翰是西晋时期的文学家，字季鹰。永宁元年（301年），齐王司马冏执政时期，征召为他为大司马东曹掾。次年张翰有一天看到秋风乍起，骤然思念起家乡的莼羹、鲈鱼脍，便释然地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离开洛阳弃官还乡，这就是成语“鲈脍莼羹”的典故。“莼”，一种圆叶的水生植物。“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 陆龟蒙，字鲁望，晚唐文学家，曾屡考进士不中。后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经营茶园于顾渚山下，岁取租茶。常携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泛舟往来于太湖，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高士召他，他也不赴。
舟船停泊于秀州永乐镇时，苏轼一下船就直奔报本禅院，不料文及长老已经去世。他默默地伫立在他的墓塔前以诗相祭。首句“初惊鹤瘦不可识”，写上次见面时文及的病容使他吃惊；次句“旋觉云归无处寻”，指此时到来文及已故。这两句点明如急风骤雨，纯粹出于意外。
“鹤瘦”、“云归”指病和死，非常切合和尚的身份。“不可识”、“无处寻”，有空虚无常之感，正显出悼念僧人不同于世俗的特点。“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是有名的巧对。“三过门间”、“一弹指顷”、“老病死”、“去来今”，扣紧佛家术语和两人交往的事实。佛家以生老病死为四苦，由苏轼而言是感慨世事无常；对文及来说如同解脱。
佛家以“去来今”为三世，这里暗伏结语，有“来世因缘”之意。这两句是流水对，语气直下。第五六句“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作一顿挫，“存亡惯见”，重在“惯”字，见亡应流泪，却接以“浑无泪”三字，语特沉重。由文及的圆寂推向已逝的师友，“存亡”二字着眼于“亡”。见亡而泪如泉涌，固然表示悲感之深，而泪泉已竭，无可再流则更为沉重。
由于习以为常而麻木无泪，其实心头的沉重更甚于泪如雨。他与文及长老的交往因同乡而起，见同乡死于他乡，更加深对乡井的怀念，有种归耕无日的茫然。这“尚有心”三字又和结语引用《甘泽谣》的故事相联系。结尾两句“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用典准确贴切。
唐人袁郊《甘泽谣》载：圆泽与李源相友善，曾与李源相约；卒后十二年，在杭州天竺寺相见。其去世后十二年，李源如约来到寺前，听见一牧童骑在牛背上口唱：“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葛洪为东晋时期人，字稚川，始以儒术得名，后好神仙导养之术。用圆泽比文及，赞美他道行高，又有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因它一气呵成，前四句倾泻而出，后四句则“曲折顿挫”。特别是五六句那一联，意极沉着而笔力飞动，引出尾联，使人有语尽而情意无尽之慨。
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初，苏轼回到杭州与家人团聚。但是不知怎地，不管闲时还是在梦里,“兹山定空中，乳水满其腹。”惠山及二泉之影总在他脑子里难以挥去。
“或为云汹涌，或作线断续。或鸣空洞中，杂佩间琴筑。或流苍石缝，宛转龙鸾蹙。”尤其在“贵人高宴罢，醉眼乱红绿”后,极羡慕在惠山亲见的那幕情景,“岂如泉上僧,盥洒自挹掬。”惠山泉水无色透明，含矿物质少，水质优良，甘美适口。其原因是由于惠山岩石地层为乌桐石英砂岸,地下水从岩层中涌向地面时，水中杂质多数已在渗滤过程中除去。唐朝晚期，宰相李德裕很爱惠山泉水，曾令地方官使用坛封装，驰马传递数千里运到陕西长安，供他煎茶。宋代因其久留不败,二泉水一度成为进献皇帝的贡品。而杭州离无锡不过数百里，经运河来往的船只如梭，运输太方便了。作为“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品茶高手，那水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正巧无锡知县焦千之（字伯强）来信求其作有关惠山泉的诗，遂信笔书下《寄伯强知县求惠山泉》诗遣专人到无锡，以诗换惠山泉。
“……遇隙则发见，臭味实一族。浅深各有值，方圆随所蓄。……瓶罂走四海，真伪半相渎。……赤泥开方印，紫饼截圆玉。倾瓯共叹赏，窃语笑僮仆。……”这首五言诗，长达二十八句，在苏轼的诗中并不多见。
从惠山泉的聚育、岩涌、溢流、漫池等的形成过程，整个描述神采飞扬，声情并茂，浸透自己的倾慕醉爱。而最后的收尾，“故人怜我病，蒻笼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茶奴”的憨态可掬跃然纸上。
仅隔数月，即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初，朝廷命令下到，命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军州事。九月下旬，苏轼全家搭船离杭州，沿运河北行。十月上旬，船经常州。一泊岸，他便携家人直奔已经在常州为官的单锡家。同年加亲戚，两家人相聚甚欢。
单锡对苏轼讲起一件事。江西德兴县的俞仕隆，性豪迈。因常登德兴宝贤坊之山，便在山下建楼，后改建为学宫。熙宁二年(1069年)，重新建楼于后山之巅，时任德兴知县的单锡以登高聚远之意,取名“聚远楼”。自己也特想赋诗以赞,但总觉功力不达，名望更不够。
一见同年进士加舅父，单锡自然求诗，以提升俞氏聚远楼的文气。“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苏轼不仅慨然应诺，且一发不可收拾，“无限青山散不收，云奔浪卷入帘钩”，连作三首七律或七绝，“闻说楼居似地仙，不知门外有尘寰。幽人隐几寂无语，心在飞鸿灭没间。”
（14）
从单锡家归自己船舟时，抬头见自家船头上有一学子模样的人已恭候多时。双方互礼后，得知他是湖州归安县人沈偕，此时正在晋陵游学为考进士而作准备。当沈偕提及其父沈思，苏轼肃然起敬。
沈思，子东老，隐居湖州东林山。他虽不富裕，却酷爱购书、藏书、读书并且知足常乐，让苏轼赞叹：“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余。”
东林山，地处杭州、湖州要道间，南来北往的客甚多。这位沈东老尤喜结交过路的文士墨客，并且尽兴热情款待，“但知白酒留佳客”。沈东老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萍水相逢的故事，苏轼在杭州时便有所耳闻，现在由其儿子沈偕复述起当年的佳话，众人倍感亲切。
话说九年前的一天，有一位身穿布袍，头裏青巾，自称“回山人”的老翁造访沈家。见其风度神奇个头高迈，谈吐不凡，沈东老立刻拿出家酿的十八仙白酒招待，两人开怀畅饮，这个人却终日不醉。
到日薄夜暮降临时分，此翁随意取拿食剩的石榴皮，诗题其家东墙壁上：“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然后飘然出门越过石桥而去。东老一看，慌忙追出来却早不见他的身影，一猜此人应该就是吕洞宾。
吕洞宾生于唐贞元十二年（796年），据说他修炼成仙成后，一直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病痛并且不收分文。这首回山人先生的诗传开后，文士纷纷争相和其诗。此刻的苏轼细读后不禁也勾起诗瘾。
“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余。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一下竟连韵三首，“符离道士晨兴际，华岳先生尸解余。”
传说吕洞宾暂居宿州符离县天庆观时，曾经在柴扉上用篆体写过诗。而苏轼下一句的“忽见黄庭丹篆句，犹传青纸小朱书”，则出自吕洞宾诗：“肘传丹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
苏轼得知，在沈东老偶遇吕仙六年后便悄然仙逝，不禁感到茫然与伤感，“凄凉雨露三年后，仿佛尘埃数字余。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 与沈偕临别前，沈偕求苏轼为沈东老故居和回先生曾登临过的那座桥题字，他欣然挥笔书了“东老庵”和“回仙桥”相赠。
五年后的元丰二年（1079年），沈偕终于如愿考中了进士。
数日后，苏轼的舟船抵润州（今镇江）。那位十八年前在京师相识的胡宗愈闻之，立刻从真州（今仪征）渡江过来与苏轼相聚。
常州晋陵人胡宗愈，字完夫，年长苏轼七岁。当年名落孙山时苏轼曾含泪与他离别。可胡宗愈并没气馁，两年后的他，不仅高中进士还摘得第二名榜眼。宋神宗赵顼登基后，胡宗愈被任为集贤校理，数年后又兼史馆检讨，遂同知谏院，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言。
大宋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升任副宰相，他欲从地方上调自己的门生李定来京任御史。胡宗愈在朝会上据理力争：
“御史当用学士且经推荐，须有历官博士、员外郎的经历。如今用自己的幕僚不经推荐，定是宰相你的主意，如果大臣都不遵守法制,将来谁还敢说话呢？”王安石见他居然敢与自己争论，顿时勃然大怒, 随后就编个理由将他贬往真州任通判。现在与苏轼再次相见，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当地人王存，以及刚卸任的海州知州，回扬州老家暂休的孙洙都赶来聚会。他们同游位于北固山后峰,面临长江的多景楼，痛饮为乐，并邀歌女舞蹈伴唱，“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
其中有一位叫胡琴的官妓，舞姿音色俱美。孙洙对苏轼说：“残霞晚照，非奇辞不尽。”苏轼略凝思，立刻来句调寄《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樽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停杯且停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孙洙一听抬头哈哈大笑。
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三日，苏轼全家抵密州。
在密州做官时，他的政见虽常被朝中人反对，但是他仍保持一贯的乐观，诗词中尽是欢快与豪放。在密州任上，他先后创作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作。两年后的十二月上旬，他又接到调令:“告下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府治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大宋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当苏轼走到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朝廷命官已在驿站等候，传达新令:“告下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徙知徐州军州事”，且不准进入汴京向朝廷述职。
苏轼一听不禁惊愕,心里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此处与京城相距仅仅数十里。但此时此刻的他也只能执行。当年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带了全家到达徐州。
从宋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在徐州一共生活了１年零11个月。
他在徐州任职期间，给徐州留下了黄楼、快哉亭、放鹤亭、东坡石床、苏堤等，还对徐州风土民情留下美好的记述。这期间他写了170多首诗词。尤其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放鹤亭记》，记述了云龙山隐士张天骥筑亭放鹤的实际，赞颂了清远出尘的山林隐逸之乐，张扬着一股冥思哲想的穿透力，对徐州悠久文化品格的形成与铸造，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苏轼是写酒写得最多的文人。中年之后的他，生活和创作都离不开酒。比如“吾侪一醉岂易得，买羊酿酒从今始”；“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诗美酒聊相温”；“入城都不记，归路醉眠中”；“山城酒薄不堪饮，欢君且吸杯中月”；“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喝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等等。尤其在《放鹤亭记》一文中，他有六处说到酒。
其中卫武公作《抑戒》，认为没有比酒更令人荒唐和腐败的了，而刘伶、阮籍等人却因好酒而留名后世。更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第二段重点本是讲放鹤的，可苏轼却大讲特讲起酒来，以“酒”做宾，来陪衬鹤。 “山林遁士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
诗言志，酒载情。在苏轼的诗文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借酒抒怀，充分体现了在徐期间的畅快心情和“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爱民思想。“但喜宾客来，置酒花满堂”；“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浆肩相摩”；“醉呼妙舞留连夜，闲作清诗断送秋”；“从君好种秫，斗酒时自劳”等都是例证。
在徐州，苏轼常与朋友一起登山临水，寻胜访幽，诗酒唱和，以他生花妙笔描绘了徐州的山山水水，并赋予神气与灵性。他在徐州的创作，不仅在内容，在形式上也不落藩篱。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苏东坡和张山人、颜复、王巩游云龙山的《登云龙山》诗就是典型：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这首诗写作者酒醉登山，醉眼朦胧时，见山上的石块就像羊群一样。苏轼身为使君去，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老百姓见他醉卧在石床上，无所顾忌，拍手大笑。不仅生动描绘了苏轼不拘一格的豪情，而且体现了他一贯“遇民如儿吏如奴”的爱民如子的思想。这首诗形式上虽然也是律诗，但仅有七句，全诗一韵到底，耐人寻味，在艺术形式上也是一次突破。
还有“东坡偕民求雨”也被传为佳话。面对徐州“久旱千里赤”的严重旱情，苏轼尊重风俗民情，同百姓一起来到城东石潭求雨。“天地本无功，祈禳何足数”。苏轼并不迷信祈禳，只不过是尽知州“守土之责”罢了。说来也巧，不久徐州还真下了一场喜雨。
当他亲眼看到旱情解除，丰收在望，农民喜气洋洋时，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著名的《浣溪沙》词五首。词中写道：“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农村淳朴的风光，老少俱欢的情景，写得生动活泼、亲切感人。究其原因，恐怕是“使君元是此中人”吧。
大宋熙宁十年（1077年）秋，到任还不到半年的苏轼，遇到了百年不遇的黄河决口。当洪水抵达徐州城下时，他奋不顾身，“以身帅之”，亲荷工具结庐城上，过家门而不入，与民众一道抢救城池。
“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抗洪胜利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为感谢这位领导有方，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老百姓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
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徐州传统名菜。
在《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馔》中对此都有记述，“回赠肉”就是“东坡肉”，是徐州的一道特色菜。
苏轼还在东门城墙上新建两层高楼，取名“黄楼”。落成典礼这天，苏轼在楼上摆酒设宴，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庆贺。苏轼很高兴地作了《九日黄楼作》这首诗。在回忆抗洪情景时写到：“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
去年抗洪斗争惊心动魄，风雨泥泞；今年与民把酒赏花，悠游从容，如同泛舟江南溪，怎不令人感慨。云龙湖有十里长堤苏堤，是苏轼为防湖水泛滥发动人民所筑，故与杭州西湖苏堤同名。
苏轼在《灵璧张氏园亭诗》中说，“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可以认为，倘若不是朝命在身，苏轼大概会种树栽松，终老徐州的。
在苏轼调任去湖州时，彭城父老纷纷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攀援在苏轼的马前，他们捧篮献花，洗盏呈酒，为这位使君祝福。苏轼激动不已，挥泪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带领军民抗洪治水，并获得皇帝嘉奖，创作了《放鹤亭记》等名篇。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
（15）
大宋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初，载着苏轼全家的舟船经过泗州，途经高邮寻访在徐州时新相识的秦观。
秦观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江苏省高邮市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今镇江)各地。大宋熙宁元年(1068年)，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
大宋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次年，他应苏轼之请写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作诗写信予以劝勉。
正巧遇到在秦家作客的杭州僧人参寥，他俩相约驾一扁舟，三人痛快地随意漂泊，玩一个夏天。公务在身的苏轼只能推却，两人索性顺搭上船，一路饮酒吟诗陪送他去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中旬，苏轼的舟船又经过常州。
看到熟悉的城郭街影、山野水网，苏轼从心底涌出几分慨叹：“梦里五年过，觉来双鬓苍。”他携秦观、参寥同去攀无锡惠山，“俯窥松桂影，仰见鸿鹤翔。炯然肝肺间，已作冰玉光。”路经一座隐映林中的小庙，三人随踏漫赏，但见“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主人惠衷立刻招呼他们坐下，不仅端茶款待，还捧出新鲜的果品让宾客品尝。听到他们论佛谈诗，让苏轼忽然感悟出什么，“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临别时，他特书《赠惠山僧惠衷》诗以谢，“……欹枕落花余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最后两句“客来茶罢空无有，庐橘杨梅尚带酸。”从大实话中细品，能感受出深浓的禅意。
他们返回山脚去拜访老友钱道人，“相逢更何言，无病亦无药”。他们步入惠山观，“虚明中有色，清净自生香”的意境顿时席裹全身。
回眸惠山诸峰，“薄云不遮山，疏雨不湿人”。观壁上遗有唐代处士王武陵、窦群、朱宿所赋诗，三人逐一品赏。苏轼爱其语言清简，萧然有出尘之姿，追用其韵各赋三首。“薄云不遮山，疏雨不湿人。……胜游岂殊昔，清句仍绝尘。吊古泣旧史，……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一瓯谁与共，门外无来辙。”
钱道人取出六年前苏轼赠他们兄弟的诗,“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结交最晚情独厚，论心无数今有几。”里面分明还蕴含着对其家乡常州的爱, “毗陵高山锡为骨，陆子遗味泉冰齿。……山头望湖光泼眼，山下濯足波生指。倘容逸少问金堂，记与嵇康留石髓。”
“毗陵”为常州旧名, “陆子”指唐代茶圣陆羽, “逸少”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字, 嵇康为三国时著名文学家。毕竟是老友，与钱道人的交谈自然推心置腹。在《赠钱道人》诗中反省自己，“书生苦信书，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负，轻出千钧诺。”苏轼隐隐感到某种政治势力正悄然向他笼压，担心口舌之祸，“当时一快意，事过有余怍。”不能不事先作好精神准备，“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
大宋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苏轼抵湖州就任。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湖州。第一次是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冬，他任杭州通判，受江南转运司差遣，帮助湖州知州孙觉勘察堤堰，治理水患。此时孙觉创建墨妙亭，聚境内古碑三十余通，其中有智永集羲之书作的《圣教序记》、颜真卿书的《石柱记》、《射堂记》、《干禄字书》、《放生池碑》、《项王碑阴述》、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记》等。苏轼看过诸碑以后，感慨万千，挥毫作下《墨妙亭记》和《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第二次是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他离开杭州到密州任知州时路过湖州，曾与当时的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六人聚宴，张有《六客词》记叙了这次雅会。他们在湖州碧澜堂欢聚畅饮，赋诗填词。十七年后，苏轼第四次来湖州，再宴于碧澜堂，又是六客对酒，只是座上之人，除苏东坡外，前六客中的五人俱已仙逝。东坡酒酣思故旧，作《定风波·后六客词》。
这第三次时间最长。但也仅仅做了三个月“父母官”，七月底就因“乌台诗案”被御史台派人逮捕进京。尽管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却让苏轼留下了七十多篇诗文，也让湖州百姓记住了这位祈雨祷晴，悯农的太守。
此次来湖州前，他就吟咏“余杭(今杭州)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到了湖州，更赞扬道场山“我从山水窟中来，犹爱此山看不足”这两句诗，是湖州“爱山台”名称的由来。孔子云：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又云：仁者爱人。“爱山台”何尝不寄托了湖州百姓对施德政者的怀念?不过，既为大文豪，又极善自适于乡野自然，苏轼品赏湖州之水便独具慧眼。湖州城南有四大溪流，北有千顷太湖，水网交错，泊荡星布，素有“水晶宫”美称，而东坡公又誉之为“水云乡”——“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
在湖州知州任内，正是荷花盛开时节。那时湖州南郊碧浪湖一带，莲叶田田，芙蕖吐艳，迷得苏东坡屡次泛舟，游赏不厌。他赞叹“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遐想“便应筑室苕溪上，荷叶遮门水浸阶”。可是苏轼到任之时，恰逢湖州久旱不雨，后来又久雨不晴，他两度率领僚属、百姓，到弁山脚下的黄龙洞祀求黄龙显灵。当他被逮进京时，城中百姓都来送行，骆驼桥上及市河两岸摆满香案，为苏太守哭祷平安。
（16）
在赴湖州任的上皇帝谢表中，苏轼因为看不惯朝廷某些权臣，顺便捎带几句，“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不料一时公文的随意，惹恼了当权者，也点燃了“文字狱”火山的喷发。大宋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乌台诗案”拉开帷幕。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其实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作《湖州谢上表》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
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母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将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17）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做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家人听了这个故事，心里稍安。
可是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
全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大宋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拘押上船，沿运河北上。八月初经过常州境内，于八月十八日押解到汴京，关入御史台监狱。
（18）
大宋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二十日，苏轼被御史台正式提讯。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在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桧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过“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桧诗就是一例。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眇者不识日” 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今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本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29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苏轼未判重罪，与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经过几番犹豫后，宋神宗最终于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诏：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19）
大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已经四十四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 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几乎流放。
精神寂寞，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四十七岁的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出人生之感叹的苍凉之情，表达出惆怅的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
在“乌台诗案”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接受调查时，还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但是他并没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只由于家庭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位其它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诗案总算了结了。
可是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因为“少年鸡”指的是贾昌，相传是唐代的“神鸡童”。
这位贾昌，七岁时就能攀树爬高，在鸟群里辨听鸟语。他还酷爱斗鸡，因家贫买不起鸡，只好用木头做的假鸡斗着玩。一次，唐玄宗出游，看了贾昌斗假鸡的表演，拍手叫绝，遂把贾昌召进宫，叫他喂“御鸡”。
贾昌从小就和鸡交上了朋友，经过细致观察，精心饲养，他对每只鸡的强、弱、勇、怯，健康状况，毛的色泽，啼叫的声音，吃食的爱好，饮水的时间等等，都了如指掌。
他还能模仿鸡叫的声音、动作，对鸡发号施令，小小年纪便成了驯鸡能手。别人夸他是“神鸡童”，他却说：“我不神，只是我养鸡特别用心罢了。”
贾昌年老时告诉别人说，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指朝廷当政的小人，就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现在苏轼在诗中引用不是诽谤是什么。
黄州是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可在苏轼笔下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他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
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即使在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也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轼自述：“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试看“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者甚干忙？前事既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叫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雨夜宿净行院》）“君看岸边苍石上，石来蒿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弛如吾何？”（《百步洪》）履危难而处之泰然，但是家居黄州后薪金微薄，随着时日的推移，苏轼全家竟然难以果腹。
次年初，经黄州知州同意，将旧兵营中一块荒地暂交由苏轼家耕种，以解饥寒之忧。苏轼十分喜爱唐代白居易的诗篇，尤其《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看看这片土地，恰恰也位于城东的小山旁，所以他将它定名“东坡”，诗境和地理巧合，既简明又深蕴，浑然天成。对此名苏轼深爱得竟然痴迷，不久他索性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号称便这样流传开来了。
常州好友钱世雄虽因“乌台诗案”受到牵连，被罚铜20斤，但与苏轼友情不断，苏轼在黄州流放期间，俩人依旧鸿雁往返。苏轼感动之余，在大宋元丰五年（1082年）夏季，特为其父钱公辅的《遗教经刻石》作跋，随后寄赠钱世雄。
跋中对钱公辅的评价甚高：“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
大宋元丰六年（1083）年末的一天，快48岁的苏轼猛然想到，好像久未与老友钱世雄通信了，正好27岁的大儿子苏迈学业初成，明年将赴饶州的德兴县任县尉，便信笔一气挥就：“久不奉书，盖无便，亦懒怠之罪，未深讶否？比日起居何如？某与贱累如常。曾托施宣德附书及《遗教经跋尾》，必达也。”此时眼前又浮映出江南的美景，众位旧友，所以他急切询问：“吴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闻已复旧，信否？”并告知自己近况：“旅寓不觉岁复尽，江上久居益可乐，但终未有少田，生事漂游无根尔。儿子明年二月赴德兴，人口渐少，当稍息肩。余无可虑。会合何时，万万自爱。”
作者简介：陈平 江苏省作协会员 国家文学三级，作品有长篇小说《遁甲地书》《网络世界》，纪实长篇《地平线上的背影》，纪实长篇小说《勇者无俱》，杂文集《乙未倬昭集》，散文集《劲草丛语》《逸事风闻》，《陈平中、短篇小说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