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雅琼：缘遇幸子

       1997年的金秋，在第九届北京香山红叶节期间，我与幸子共赴《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举办的笔会，我们相识在香山脚下的仙府饭店。

        到京的第一天，不见同屋人影，我这个历来多思多想的南方女子，在北方燥冷的空气里很是落寞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从会务组报到后回房间，卫生间里却有人大叫：“拜托帮忙拿一下床上那套内衣给你，姚！”我正迟疑间，那人光着身子飞快跑过来，三下两下穿上了床上那套内衣。这就是幸子，没见人，先发声，行事快得像梭子弹。她戴眼镜，脑后扎着十分“高昂”的马尾，只冲我那么轻轻地一笑，嘴角两边蓦然间跳出一对豆粒大小的酒窝，味道好甜。

        幸子说自己昨天一个人到天津云游去了。在天津，她跟劝业场的小贩讨价还价，买了糖果，内衣，花花绿绿的小女孩发卡；去夜市大排档一溜挨摊吃各路风味的小吃；跟蓝眼高鼻的老外一起排队买狗不理包子；溜大街钻小巷找杨柳青年画，她说她喜欢的就是那个感觉。话说得起劲时，高昂的马尾呈驰骋千里状。

         那段时间我们总是同出同进像一对姊妹花，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问起来，幸子就操起一口崩脆的四川话，说，我们一郭辣妹子，一郭麻辣妹子，啷个四两姊妹呢。不过要索对付起你们那稀山东大鼓，河南坠子，河北梆子，北京片子来，保管你们扎实辣出好些泪蛋蛋来。她那不规范的比喻罗列，果真乐得众文友笑出了泪蛋蛋来。

         幸子是攀枝花人，是《攀钢文艺》的编辑，她在北京很有人缘，没两天，手头上存的几个作品就被编辑拿去用了。除了著名作家梁晓声的课，大多数时间幸子都不去听讲座，她拉着我在京城乱逛，或者去会朋友。我们去三环的中国文联大厦会她《人民文学》的编辑朋友，两个人坐着面的在大街上转来转去，精疲力尽地找到朋友后，她劈头盖脸地将话甩过去：你们北京好不方便，地儿太大，找得我们半死。

         一旁的我想，这人直率得够水平。

         在笔会上幸子认识了她的四川老乡，来自大凉山的彝族青年阿南。京城流浪文人一族的阿南留着长发，穿着牛仔，一副落拓不羁的模样。几年前读完鲁迅文学院便留在京城当了北漂，靠帮人写文章和当文化中介维持生计。

        同乡异地相见，又说不完的家乡话。笔会安排我们去颐和园，香山，游玩的那一天，阿南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幸子那天穿了玫红的套装裙，在人群中就像一只快乐闪飞的彩蝶，一路和阿南说着家乡趣事，两个人时不时笑得山响。到了香山，幸子坚决要坐缆车，说自己累不起。我心里遗憾着徒步爬山一路的好风景，嫌气身材比我高大年龄也比我大几岁的幸子太娇气太矫情，碍于情面，只好忍住没吭声。

         到了香炉峰，凭山远眺，但见山路上游人如织，眼里万山红遍，金秋十月的香山景色宜人，真是不让盛春。幸子突然来了疯劲，拉着我和阿南直奔红叶区去采摘红叶。下山的路上我坚决要走路，幸子累得气喘吁吁，一路吊着阿南不放。有时她停下来坐在路边石头上休息，还不停地对阿南嚷“真不行了，真不行了，累得要了我的小命了”，有时又差遣阿南去帮她摘红叶和枫叶，或者摘路边的酸枣儿，反正她名堂多，我受不了她，懒得理他，但阿南顺着她做。

       在香山公园门口，有制作红叶的摊儿，幸子坚决要把选摘的红叶制成卡片，说回家送给家人，因为她的一路啰嗦事多，我们本来就脱离了大部队，把天也玩黑了，我烦她了，独自先走回仙府饭店了。

         那天，幸子好晚才回来，一进门她就瘫在床上对我嚷嚷：“姚，快点，快点帮我按摩按摩，我快散架了吆。”我沉着个脸没理她，她又左求右求的，我只好帮他捏拿起来。我手刚刚下劲，这女子突然哎呀哎呀地叫起来，我忍不住地大声说，你是豆腐脑儿做的呀？按了好一会儿她才回过神来，然后一咕溜坐起来神秘兮兮告诉我：“你知道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吗？我被人绑架了……”于是如此这般，她用文学的语言，描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绑架情节，且，原来就是阿南老乡的“情劫”。我幸灾乐祸地大笑：该，哪个让你一天到晚吊着人家不放，不出故事才怪呢。幸子大骂我没良心，丢下她不管。

        这以后阿南一直没出现过，笔会很快就要结束了，临别头一晚幸子在联欢晚会上载歌载舞大展风采，和《人民文学》的编辑朋友一起疯跳迪斯科，跳得山摇地动，满头大汗。我瞧见角落里有一束关切和幽深的眼神在那里默默闪动，那是阿南。在一首轻慢的舞曲中，那个编辑过来邀请了我，他说幸子是个心无杂质，热情奔放的女子，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被她感染，我酸酸地想，幸子大概也是一个对异性有吸引力，魅力无限的女人吧。

         分别的那天早上，幸子起得很早，她突然告诉我自己要去八一湖，我想你爱去不去，不就是和阿南去幽会嘛，搞得那么神秘干嘛呀。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了，眼看着出发的时间快到了。不见幸子回来，我急得什么似的，说好了一起去火车站的，这人真是重色轻友！房间电话铃响了，是阿南的声音，我劈头就是一句：“幸子到八一湖和你约会去了吗？说好一起出发的，却不守信。”电话那头哑了半晌，我急得大声催，你说话呀，你说话呀。然后听到电话那头的阿南声音又小又慢地开腔，那一字一句却重似千斤地打在我心上：“幸子得的是癌症，她是个坚强的女子，到八一湖是去见那些京城的抗癌明星去了……”阿南往下的话我已经听不轻，我直觉得自己耳朵嗡嗡作响，眼前慢慢模糊，一片模糊了。我无法相信那么生机勃勃的一个浪漫，热情的女子竟是时时与绝症纠缠在一起，与死神抗衡的人。我还无法原谅自己这几天对幸子的心理和态度，我还觉得上天不公平，为什么对这样美好的女子随意捻动命运的珠子！

        听说幸子回攀枝花后也变成了抗癌明星，她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一本抗癌的书，引导那些身患绝症的人与病魔作斗争。阿南后来离开了京城流浪文人圈子，去了西藏。

        多年以后，幸子来我所在的小城旅游，与我匆匆见了一面。她活下来了，仍然是多年前的爽朗与热情，望着她与当年截然不同的臃肿身形，我知道那是一次次化疗放疗的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幸子经历了什么，完全可以想象。多年以后，阿南从西藏返回京城，在一家杂志当了编辑，再后来他在京城娶妻生子扎下根来，后来，他成为小有名气的诗人。

        现在，我们三个都有微信来往，三个中年人常常忆起我们年轻时那次《光明日报》副刊的香山笔会之行，时光过得那么快，转眼就是半辈子。

        缘究竟为何物？千百年来文人雅士煞费苦心地思索过，它的无法界定早已是公知。有种近乎佛道的说法，说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定数，正是这种定数让我和幸子结了一段尘缘。幸子当年的坚强，对命运的超然，一直影响着我，成为我丈量人生历程的标杆。